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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清代贵州义学的特点及影响 　　【摘 要】清代的贵州，同明朝相比，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明显的发展和进步。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文化发展时评也有了明显的提升。学校和科举体制日趋完善，官学盛行，书院增多，除官学和书院外，义学也随着清政府对西南地区加强统治的过程中一起兴起。义学的兴起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起了巨大作用，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有着自身的特点，因此本文将对贵州义学的特点及其产生的影响加以论述。 　　【关键词】清代；贵州；义学 　　一、关于清代贵州义学研究动态 　　关于清代贵州义学，并无专门性的研究论著，仅限于通史、地方教育史、地方史等方而的论著中有所提及。以通史性论著而言，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中认为清廷镇压乾嘉苗民起义后在苗疆设立义学是一项“化导”政策，虽主观动机是将其同化，但客观上却有积极意义。目前已出版的贵州教育史专著，都把义学视为民族教育的一部分加以论述，如孔令中主编《贵州教育史》第三章第二节把义学作为清代贵州民族教育的特殊形式来论述，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义学的设学目的，发展状况及其作用进行了研究。顾先龙《“苗疆义学”历史考察》把“苗疆”界定为以贵州为主，包括湘西在内的广大少数民族地区。此文以贵州苗疆义学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了其兴起原因、发展阶段及特点。蒋立松《清前期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社学、义学发展述略》研究了康熙至嘉道时期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社学、义学兴起的社会背景和发展过程，提出其创学目的。 　　二、清代贵州义学的特点 　　贵州足消代两南少数民族地区推广义学的典型省份，和其它省份一样，其义学的大量设立体现了清政府注重边疆民族教化，力图通过文教上的宣扬王化来达到政治上的有效管理与控制。然而，贵州义学的的发展又与其独特的地域背景紧密相连，带有明显的地方性特色，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教育目的针对性 　　清政府在贵州设立义学，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并且具有十分强的目的性。张经略《广兴义学文》中说：“多其数之之地，广其数之之法，莫如义学”[1]，其目的在于改变贵州各少数民族“不事诗书，罔知礼仪”的“夷俗”，此外，在雍正年间，在贵州实行了“改土归流”，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清政府急于从思想上巩固其大一统的政治成果，于是便在文化上加强对贵州各族人民的教化。雍正八年，张广泗等人于“苗疆新辟”之时，即上书雍正，“于抚绥之余，必当诱植彼之秀者，教义复习礼仪，庶可渐臻一道同风之效”。[2]提出兴办义学的主张，并认定这一措施“实为振励苗疆之要务”。 　　教育内容与塾师选拔的严格性 　　由于清政府统一思想加强其政治统治的需要，在对义学的教育内容上的控制也十分严格。个庑学均悬挂康熙书“文教遐宣”匾额。并取了诸多具有封建正统文化意义的名称。如“养正、“崇正”、“端本”、“义正”、“正蒙”等等。同时，清政府还把教育内容严格控制在讲授《圣谕广训》及儒家经籍。此外，对于执教塾师选拔也有明确规定，塾师多在府县生员中挑选“老成谨慎”、“文行兼有者”充任。清政府这些措施，是为了通过一批接受儒家文化并严格遵守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的生员执教，来培养出一批同样遵守封建国家道德规范的人。 　　设立范围不断扩大、教育对象不断推广 　　雍正以前，贵州义学的设立仅仅局限于“大乡巨堡”。施教对象主要是土司子弟和“苗民之俊秀者”，雍正元年，清政府议准：“黔省苗人皆有秀良子弟，令各府、州、县报名，送入义学，令教官严加督察。”到了雍正五年以后，清政府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义学的设立范围逐渐从“大乡巨堡”发展到偏僻乡村。雍正到乾隆初年，义学在贵州各府、州、厅均有分布，形成了比清初广泛的多的特点，如安顺府之城西义学、归化之摆顶义学、威远汛义学、安平县之县城义学、永丰之州义学、水城厅义学等等。 　　办学经费不足、义学发展举步维艰 　　为了更好地促进义学的发展，贵州各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义学的创办和正常教学。在办学经费上，义学主要来源于私人自筹，或由地方官员自捐“养廉银”置买土地，但是，在雍、乾、嘉三朝，办学经费始终不足，据《贵州通志.学校志》引《永宁牒文》称，雍正十年“拨大龙潭祖谷三十五石四斗四升八合充义学师生资釜，嗣因借充他项之用，久假不归”[3]，至乾隆三十八年始归还，其间义学荒废达数十年之久。道光年间，徐?记述松桃义学情况亦云：“旧设义学，迁徙不恒。中历数年，且有废而不举着。”可见，清政府虽力图推广义学的设立，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义学始终发展迟缓、艰难，运转始终不能正常。 　　三、贵州义学带来的影响 　　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 　　尽管清代以前，贵州的地方官学教育体系已经建立，府州县学、书院、社学在贵州各地纷纷设立，自清康熙年问于准题请设立义学起，贵州内地开始大量设立义学，正如雍正《安南县志》所言：“康熙四十三年巡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