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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法及交易习惯对举证责任分配规定的影响 　　崔永忠生前系沿河县商业贸易公司(以下简称商贸公司)职工。崔永忠与肖永梅于1997年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1998年共同生育一女崔玲玲。翁桂英系崔永忠之母。2001年10月，根据当地政府有关政策规定，通过内部竞卖，崔永忠取得购买商贸公司某特定住房及门面房的资格。于是崔永忠与商贸公司达成房屋买卖协议，约定崔永忠以168000元购买公司住房一套及门面一间。后双方办理了该房屋的产权转移登记手续。2002年5月崔永忠因车祸死亡。后商贸公司以崔永忠尚欠购房款48000元为由，要求崔永忠生前同居人肖永梅以及崔永忠之女崔玲玲、之母翁桂英支付该款，诉至法院。肖永梅及崔玲玲辩称，购房款已在崔永忠生前付清，并办理了房屋产权转移登记，付款凭据因崔永忠死亡而遗失，商贸公司无证据证明崔永忠仍欠购房款，请求驳回商贸公司的诉讼请求。翁桂英辩称，崔永忠生前欠购房款48000元是事实，但已交的购房款120000元是本人向他人借债所出资，在崔永忠死后，本人无力偿还债务，现已向商贸公司申请退回购房款120000元，如商贸公司不予退还，则本人愿意继续支付购房欠款48000元。 　　[裁判要点]： 　　一审认为，购房协议合法有效，且已办理房屋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商贸公司诉请肖永梅、崔玲玲、翁桂英清偿购房欠款，而翁桂英认可尚欠购房款48000元，并明确表示愿意偿还该欠款，故对商贸公司的诉请应予支持。一审遂判决：由翁桂英支付商贸公司48000元购房欠款。 　　二审认为，崔永忠生前对所购房屋已办理了房屋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商贸公司主张崔永忠生前尚欠购房款48000元，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商贸公司对其所持事实主张应当承担举证责任，由于其举证不能，故应承担不利后果。二审遂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商贸公司的诉讼请求。 　　再审认为，该案属于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本案应由购房方承担证明购房款已付清的举证责任，因而二审在处理举证责任的分担问题上适用法律错误，应改判支持商贸公司要求肖永梅、崔玲玲、翁桂英清偿购房欠款的诉讼请求。 　　[评析]： 　　一审以自认规则认定本案事实不当。第一、本案有三个被告，被告之一的翁桂英对原告商贸公司陈述的案件事实的承认，不能代表其他被告的承认，对其他被告不产生自认的法律效力。第二、肖永梅、翁桂英虽然同为本案被告，但是两人距离本案待证事实的远近关系不同。肖永梅与崔永忠生前同居生活，是争执房屋的共有产权人之一，同时还是崔永忠死后的房屋继承人之一，而翁桂英仅是崔永忠的房屋继承人之一，显然肖永梅与本案待证事实的关系较近，故一审采用离待证事实关系较远的翁桂英的陈述来排除肖永梅的陈述不当。第三、被告肖永梅、翁桂英不仅对待证事实的陈述不一致，而且两人在诉讼中所持的事实主张相对立，利益格局相冲突。原告商贸公司主张的是崔永忠生前购房款还未付清;肖永梅主张的是其与崔永忠生前所购房屋的购房款已完全付清;翁桂英承认购房款还未付清，同时还主张已付购房款120000元是其所支付，要求返还已付购房款，或者由其继续支付购房欠款48000元。可见，被告肖永梅、翁桂英两人的诉讼主张是相对抗的，两人之间还存在另一争执，在此情形下一审在两被告的陈述之间迳行选择有利于原告的陈述认定案件事实显然不当。 　　二审与再审均适用《证据规定》有关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认定本案事实。二审适用的是关于举证责任分配一般规则的规定即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而再审适用的是关于举证责任分配一般规则针对合同纠纷案件的具体规定即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笔者认为再审对举证责任分配规定的理解和适用有所不妥。 　　第一、《证据规定》与实体法及交易习惯的关系问题。《证据规定》作为一种司法解释，其对举证责任分配的具体规定，一般都源自实体法的规定，是对各实体法中有关举证责任分配具体规定的再现、归纳和系统化，其不得与实体法的规定相冲突。《证据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同样不能与《合同法》的规定相违背。《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对合同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事项，按交易习惯确定”该条款虽然不是对合同纠纷案件举证责任分配的直接规定，但会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产生实质性影响。对于房屋买卖合同来说，房屋所有权转移的法律形式为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在一般情况下，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即表明房屋买卖合同已履行完毕即购房款已付清。在特殊情况下，也存在购房款未付清而先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情形，但是合同当事人之间必须经过结算形成有书面凭据证明的欠款关系，才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因而，在本案中被告提交了所购房屋的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