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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理想国》：理性主义的“模仿说”——理念至上的哲学思量，即绝对的真理。提出“诗如画”的命题，对诗不齿，“一个秩序有定的理想国，有充分的理由对诗人关上大门。”但敬神的诗和歌颂名人的诗可以进入理想国。他强调诗是影子的影子（即不真实，是谎言的），与真理是隔层的。同时强调“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是一个权宜之计，要是哪一天诗人肯改邪归正，随时欢迎回来。”——即诗人要遵循他理想国的统治—哲学家的法则。（也是其道德标准的意愿）。其诗学思想：“为迷狂说”，代表作《伊安篇》。迷狂的诗不同于模仿的诗。迷狂是言神之言，即代神而言。可以说是代表西方非理性主义诗学的一个渊源。 亚里士多德：开启注重经验主义层面的哲学传统。思想体系;“形式”哲学，（其“形式”即是柏拉图的理念），但他反对柏拉图把理念抽绎出来高架在个别之上的做法，而肯定形式就存在于事物之中。《诗学》：核心议题之一为模仿正名。表现:①肯的模仿是人的天性②强调模仿具有普遍性。诗正是通过必然的认知逻辑和可能的想象虚构，在个别的形象中表述出深层的规律性的东西。提出诗人应该避免用自己的身份来说话。判定诗的题材在于叙写行动的人，“高尚的 人模仿高尚的行为”，反之亦然。《诗学》的主要框架是悲剧结构的探讨。悲剧是以行动为形式因（《物理学》提出四因说：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说明行动是悲剧的灵魂。他把悲剧分六个成分:情节、性格、言词、思想、形象、歌曲。其中情节最重要。他解释，悲剧是行动的模仿，行动势必涉及人物，而人物必然具有性格和思想。所以依次看，行动的模仿是情节。情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悲剧模仿的不是人，而是行动和人生。诚然性格决定了一个人的品格，但是他的幸与不幸，都是取决于行动。“净化说”：净化可以视为悲剧的最终效果。以“卡塔西斯”（即原词）作净化解，那么悲剧的最后目的便是借情节以引起怜悯和恐惧之情，而使之两种情感得到净化。它意味着悲剧的最终目的，要在观众那里得到最后的完成。 古罗马贺拉斯：《诗艺》秉承亚里士多德思想。一、合式法则，即尊重规则。1、反对诗的随意虚构，诗必须切近真实。2、恰如其分的表现诗中描写的人物：类型说的描述；剧中人物语言要与他的身份遭遇相符合；诗人必须有生活经验和真实感情，特别是倡导寓教于乐，体现文学的教育作用。二、天才和艺术：不赞成诗为迷狂说；正确的思考是好诗的起源所在；艺术模仿生活；与柏拉图的诗如画思想比较，贺拉斯认为诗可以有多种类式，同样的阅读也可以有多种方式，而并非具有同样的审美效果。 奥古斯丁：教父思想，《上帝之城》《忏悔录》,《论基督教教义》。一、文学的罪责：1、新柏拉图主义，把诗人驱除出理想国是民智之举，能起到扶正社会风气的作用，文学的道德作用得到强调。2、语言问题，文学的做大祸害是 不敬神明而为世俗的洪流所驾驭。3、继承了柏以道德标准为唯一标准的文学评价传统，认为文学偏离理性刺激情欲。二、论符号：1、区分了事物和符号：把符号定位在指意功能上，显示了符号最一般的特征；语言以言指物事符号，事物也可以指物，也是符号；这里强调的以物指物的符号功能并不涉及每一件日常事物。2、符号的特征：人言及事物是指事物本身不超越本身之外的意指，言及符号必须超越符号本身。 中世纪阿奎那，基督教神学家（与亚里士多德思想相近）：《神学大全》隐喻的权利：圣经应该用隐喻，用隐喻可以让更多的人理解，隐喻产生再现，人从中得到快感。经为寓意说：每一个词都有字面义和精神义两个方面，精神义又分为寓言义、道德义、神秘义，即四义。神圣 的历史既是真实又是符号、既有字面义又有精神义，而世俗历史只是真实不是符号，只有字面义没有精神义。 中世纪但丁：《神曲》又叫《喜剧》。《论俗语》诗为寓意说：主要讲字面义、隐喻义、道德义、神秘义，神秘义高于一切。把阿奎那的四义说用于解诗。论俗语：俗语是自然的，文言是人为的，俗语是雅俗共赏；但丁的俗语是一种崇高的文学语言；俗语必须经过提炼，然后才能入诗，光辉的俗语是最好的俗语，应匹配安全、爱、美德这样好的主题。 文艺复兴锡德尼（与亚里士多德思想相近）：英国，《为诗辩护》针对《骗子学校》。诗的自由创造特征：对亚《诗学》创造性阐释，对诗的本质功能职责等问题深入研究，不把诗的研究依附于圣经；肯定诗人的崇高地位；受亚影响，认为模仿是一种创造，是为了教育和怡情从事模仿；强调诗的自由创造的本质，诗人的创造不受束缚，创新，造出比自然产生的更好的事物，自然是铜质而诗人能创造一个金质的。诗的虚构问题：诗人超越现实的虚构能力，有没有想象力，诗人的职责是虚构、创造完满的艺术形象以达到教育和提高道德的目的；诗人是虚构者不是说谎者，虚构是诗人自由想象下的自由创造；诗人通过虚构表达善意能达到怡情和教诲的双重目的，其作用比哲学家和史学家效果更好；诗明白易懂，适用范围广，更具感染力。 文艺复兴卡斯特尔维屈罗：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