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电视节目传承地域文化研究 正文.doc

前言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为了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电视节目的制作必须不断地创新，方言类节目就是电视节目在此基础上的产物。但由于国家需要统一的标准语言，媒体对此肩负着重大的法律责任和社会使命，2000年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此法于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定地位以所在地区为目标市场，以区域性观众为主要定位，以方言特语言表达形式推出的一节目《耙耳朵的幸福生活》四川方言情景剧一文中提出，我国方言类电视节目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一种新兴电视节目样式。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中提出，当前大众传播所出现的方言传播现象，可以看作是地方电视媒体为拓展市场空间、走小众化传播道路的产物,以其鲜明的平民化特征较好地满足了受众的收视心理需求,从而也为自己寻求到了存在的合理空间。未来的发展如何，方言节目的兴衰存亡,还将继续接受市场的理性选择与检验。 然而，2005年10月12日，国家广电总局再次发出《关于进一步重申电视剧使用规范语言的通知》，对电视剧所使用的语言进行规范。该通知实施后广电总局在短时间内对方言节目连施重拳，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在电视领域加强普通话的推广工作，于是，方言类节目在夹缝中生存。 就内部而言，方言类电视栏目也存在不少自身问题：如方言使用不当、内容庸俗、粗制滥造、盲目模仿、节目质量不高等，这也严重制约了其发展。 本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与方法 电视方言节目的兴起得到了观众的青睐，因为它有着轻松明快、老少皆宜的特点，和观众之间有很好的互动性，由于它的节目内容均来自于人们的生活，因此有着很好的地域性、接近性，极具亲和力。但是也正因为电视方言节目的急速蹿红，各个地方广播电视媒体纷纷效仿，导致电视方言节目出现内容失范、低俗，形式老套等问题，因而电视方言节目的开办应该遵循怎样的原则，还有待理论界进一步的研究。 本文从探讨电视方言节目对地域文化传承的作用入手，通过分析四川方言在普通话推广的大环境下的生存状态，四川方言应对各种压力所采取的有效的应对措施和方言剧的发展、推广对民族文化的融合及地域文化的传承的作用等几个方面来说明：如果方言电视节目只是把方言作为推广地域文化一种载体，而不是把方言的推广作为主要目的，方言电视节目将会更好的存在和发展下去。 语言与文化 （一）地方性语言与地域性文化 语言的产生意味着灿烂多姿的人类文化的诞生，文化和语言可以说是共生的。 语言是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关键，文化的发展也促使语言更加丰富和细密。语言在早期人类的狩猎和采集文化中逐渐发展，日臻完善[1]。语言是文化的承载，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是一个地域的文化特色的突出体现。地域文化是民族文化在空间地域中以特定人群为载体的凝聚和固定。方言类电视节目是地域文化的载体，也是地域文化的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异彩缤纷地域文化的传承同方言的存在密不可分。一个地方艺术必须根植于该方言区域的语音、语调，才会得以流传。方言节目主要从语言形式、语言行为和与之关联的民众精神状态展现地方特色。 美语言学教授萨皮尔（Edward Sapir）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并且，语言不能离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语言》）帕默尔也说：“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而行的，他们进而以互相协助和启发。”（《语言学概论》，1983）另外有一位人类学者戴乐尓（E.B.Ttlor）也说：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和，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一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所获得的其他一切能为习惯”。由此可知，语言和文化关系的密切，并且可以知道他们所涉及的范围是很广博的[2]。 （二）四川方言 方言，一方之言，它是通行于一定地域的话，是语言的地方变体。四川方言可以说具有悠久的历史如果从西汉末年杨雄《方言》记述“梁益之间”或“西南蜀汉”的方言词语算起，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了。就是从四川方言的第一本专书——明代李实的《蜀语》算起，也有三百来年的历史。 成都话是四川官话的代表方言，首先是它具有普遍性，在声韵调系统上，与成都话相同或相近的方言点最多，在全省居首。在尚未调查的一些点，虽处于甘孜阿坝凉州等民族杂居地区，其州县政府驻地亦通行四川话，而且语音多半接近成都话；其次是成都话具有权威性。四川境内的方言广播、方言话剧、方言电影、方言小品等一般都采用成都话。在四川方言研究上，记录、搜集、研究成都话的论著也最多。成都话所具有的普遍性和权威性是历史的必然产物，这是由成都的历史，成都人的历史等诸多因素所造成的。因此本文研究的四川方言就是以成都话为代表。 成都话的语音系统比较简单，在全国各方言中，成都话可以说最容易学，也最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