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作为科学的新闻学与知识的合理性.docVIP

作为科学的新闻学与知识的合理性 　　一门学科的合理性问题，即，这门学科为什么而存在?其意义或价值何在科学也由本来对价值问题的缄默转而变为对学科价值合理性的承诺。由于“科学” 　　与“现代性”的内在一致性，科学所合之“理”即近代以来“现代性”的普遍之理—启蒙、理性、进步、发展等。“科学知识”也成为“合理知识”的象征。 　　首先，在各种知识形态中，只有科学知识具有不断进步的特征。 　　库恩认为，“‘科学’这一名词在很大程度上是留给那些确实以明显的方式进步的领域的。这一点在经常发生的关于某门当代的社会科学是否真正的科学之类的辩论中，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今天我们毫不迟疑地称之医学论文/yx/为科学的领域，在前范式时期也曾有过类似的论辩。”在人们普遍的对“科学”的认知中，科学观和进步观二者之间有着难分难解的关联，所以，“下面这些问题或许才是真正的问题:为什么我这个领域不能像比如说物理学家那样地向前发展?在技术、方法或意识形态上得有怎样的改变才能使我这行也那样地进展呢?”与科学所表现出来的进步和发展相比，人文学则无法论证其自身的“进步”性，或者说，人文学的“进步”特征并不明显，因为她没有一个征服自然的比照标准。 　　在现代中国，以“科学”(seienee)作为一门“学科，，(diseipline)存在的合理性根据，象征了中国人论证现实世界即社会理念合理性的知识学基础，已渐次脱离传统的思想资源，而转换为物理学、生物学、社会学等现代型知识，证明了以“科学”为标识的这一知识样式，逐渐成为中国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最主要的精神凭藉。 　　新闻学在这样的精神凭藉和价值担保中，也被界定为一门不断追求“进步” 　　的科学。如前所述，多数新闻学者们虽然认为新闻学尚在胚胎发育中，但他们确信—新闻学“尽管现在还很幼稚，但相信将来一定会有极广邃的发展”(萨空了);新闻学“虽然在现在还没有充分的发育完全，但到将来它的本身系统一定是会完成的”(刘元钊);“新闻学之成为一种科学，实尚在幼年发育时期。惟以近代新闻事业之日益发达，研究新闻学者之日益增多，新闻学亦自有完成其为独立科学之日”(曹用先)……支撑这些论点的既是一种对科学的信仰，更是对科学能够不断进步和发展的信念。 　　“科学”合理性的根据还在于，它是西方己经先行实践并带来巨大成就的现代型知识，具有普遍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特征，也具有顺应历史潮流的意味。 　　在“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念中，“科学精神”是西方文化的价值体系核心，在他们的语汇中，“科学精神’夕与“西方文明”几乎是同义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科学家被认为“有可能发现解释人类行为的普遍过程，而且任何他们能够证实的假说过去都被认为是跨时空的，或者说应该以适合一切时空的方式来阐述它们。” 　　这种科学观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环境中，蕴蓄着某种积极的批判价值。针对学科体系的混杂不清，专业化程度的积贫积弱，学科现代化的初始，此种科学观格外具有“进步”意义。早在二十世纪初，主讲京医学论文/yx/师大学堂史学的陈献哀比较中西学术时就认为:“夫彼族之所以强且智者亦以人各有学，学各有科，一理之存，源流毕贯，一事之具，颠末必祥。而我国固非无学也，然乃古古相承，迁流失实，一切但存形式，人鲜折衷，故有学而往往不能成科。即列而为科矣，亦但有科之名而究无科之义。”事实上，在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中，知识的科学化与知识的现代化、普遍化，乃至知识的西方化很难截然分割。张君励曾声称，“在我自己的回思内，有一句话要声明，就是我对科学的态度。科学这东西是十六世纪以来欧洲的产物，也是人类的大发现，……世界人类既因科学进步而大受益处，尤其是中国几千年来不知求真，不知求自然界之知识的国民，刻意拿来当作血清剂来刺激我们的脑筋，来赶到世界文化队内去。中国唯有在这种方针之下，才能复兴中国的学术，才能针贬思想懒惰的病痛。” 　　与科学知识的普遍化相比，人文知识往往是独特的，多样的，其面目和重心可谓变化多端，它不能带来实际的外部世界的改变，更难对现代化目标有实际的助益。既然历史(现代化)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那么，代表历史潮流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性就自然成为历史进步的方向，而传统的人文知识和人文理性往往被视为落后的“传统型知识”而被甩到了现代化潮流之外。 　　在这种认知取向中，新闻学也是一种现代的科学。王拱璧所说的“新闻科” 　　要向“理工科”看齐，杜绍文所说的“新闻学同旁的学问一样，它是帮助人类去征服自然的”，都是将新闻学建立在科学的改造自然之规律上。 　　科学知识起初是与人文知识融合为一体的，但它们分离之后，科学就处于和人文知识的竞争中。沃勒斯坦指出，“当人们试图建立对于自然法则的科学探索的合法性和优先性时，他们并未将科学和哲学加以区分，即使是在对这两个领域进行区分时，他们也把两者看成是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