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辟谣与社会化网络-基于“谣盐”集体记忆的探析.docxVIP

谣言、辟谣与社会化网络：基于“谣盐”集体记忆的探析周玲?杜放　摘　要：本文以2011年3月日本核泄漏事故后，发生在我国的抢盐风波为研究对象，从社会集体层面探寻“谣盐”产生的历史及集体记忆基础，并考察社会化网络的媒介环境中，这一谣言被唤起、扩散及平息的过程。鉴于网络应用已成为谣言渗透及竞争的社会空间的一部分，本文试图以当前网络中“辟谣者”的身份差异，对此类谣言事件的公共信息发布对策做初步探讨。　关键词：谣言；辟谣；集体记忆；社会化网络　2011年3月福岛核事故期间发生在我国的抢购碘盐事件，是社会人际及舆情层面的一起谣言个案。日本地震后几天内，“摄入碘盐可预防辐射”的说法经由人际和网络媒介迅速传播，随之而来的是从东部沿海向内陆和中西部地区蔓延的恐慌性购盐潮，即“谣盐”风波。纵观整个事件过程，谣言的内容虽有变化，但主要为：据BBC报道（或称“可靠消息”），日本核事故的辐射扩散将对我国海域、城市造成影响，摄入碘盐可以抵抗核辐射，同时此后一段时间生产的海盐将受到核污染。一时间，人心惶惶，几天内广东、上海、浙江等地食盐销售较平时猛增了约十几倍。虽然谣言不久后就逐渐平息，但是本次谣言的产生、发展却引发了人们对于谣言产生机制和辟谣行为的关注。目前，对此类谣言研究多分布于单一事件中（刘海龙，2003；Ma，2008；陈力丹，2011）。也有学者提出网络传播的“自净化”对抑制谣言发挥了较大的作用（陈力丹，2011）。谣言如何生产？为什么能引发大规模的恐慌性抢购？仅仅是突发的，还是存在某种社会的、心理的背景？谣言传播和辟谣的过程中，网络媒介起到了何种角色与作用？本文尝试从谣言（rumor）的社会层面和传播特征出发，将“谣盐”的生产与社会集体记忆、媒介环境相勾连，并就网络辟谣的策略做初步的探讨。　一、谣言、流言及辟谣的变迁　本研究所涉及的谣言（rumor）概念，基于社会心理而非特定载体，即在信息模糊或发生危险、重大灾难时，未经证实而被故意传播的信息。　社会心理学对谣言（〔英〕rumor，〔美〕rumour）与流言（gossip）有基础性的区分，前者作为大众传播的一部分，对社会如何运行这一问题灌装了私人假设（Rosnow，1991）；后者被定性为以社会和个人为话题的谈话（Dunbar，2004），研究上可译为人际流言。谣言研究与二战宣传/反宣传亦有渊源。1947年，奥尔波特和波特曼（Allport Postman）通过实验提出“R≈I×A”公式，即谣言强度（R）取决于消息对个体的重要性（I）和事件内容的模糊度（A）。　抢购碘盐的传播讯息中，“辐射污染”、“提醒亲友”及“可靠消息”、“一段时间”等，均可构成重要性、模糊度的信息点。此外，谣言潜在表达的功能往往比表面信息更重要（奥尔波特，2003；李若建，2005），如对社会话题的预存立场、意识形态等，都在影响谣言的生成及散布。相对将谣言视为一种“社会比较信息的来源”，我国的研究常需要回应转型社会现实，如将传媒的辟谣/谣言控制作为取向--这便应当回溯“谣言的历史”，形成宏观的分析视角：　首先是社会个人层面：通俗说法如“谣言止于智者”，着眼于谣言过程中人际传播的角色。在此基础上，观察个人的变迁如何改变谣言的传播，即个人和社会地位和能力如何影响谣言过程的散布或制止。随着研究发展，个人的批判意识、媒介素养陆续被引入（陈力丹，1999）。　其次，社会群体层面：屡次出现的谣言事件常具有集体记忆背景。因此谣言的历史被认为是“某一群体有能力互相交流的历史”，其中集体记忆、社会空间和机遇能以不同方式促进事件的形成。这一层视角多用于对社会平稳时期的分析（李若建，2005），这也是本文采纳的角度。　最后是社会变迁层面：谣言得以生产，还基于宏观的社会变迁乃至社会的急剧变化。如历史变动的剧烈时期，常盛行有关宗教、灾荒、种族的传闻。代表性的解释是，个体为寻求信息解释和焦虑缓解的诉求会伴随社会变动、重大事件而增加。更进一步的说，谣言可能影响战争及政治现象。　相对于人际流言（gossip）在社会心理层面缺乏显著的目的和逻辑（Rosnow Georgoudi，1985），谣言事件在发展中可能形成明确的设想图，构成对现有社会秩序、日常运行规范的侵蚀。因此，辟谣者主要关注民众的不必要惊慌和期望以及可能对公共生活及国家安全的损害。传统社会环境中谣言主要以“口耳相传”传播，大众媒体则常在事后扮演或试图扮演主要的辟谣者角色。　新媒介技术的演进，逐渐介入了谣言传播的社会空间。此次“谣盐”的讯息，便从最初的手机短信迅速扩散至社会化媒介如微博、网络论坛中。有研究认为，诸如用户生成内容、技术及知识诉求等更新了谣言的传播机制（闵大洪，2003；周裕琼，2008）。但辟谣者面对的问题仍是：一个“可写的网络”，究竟最终强化了谣言的扩散，还是更多意味着讯息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