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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量刑制度的不足及改革 　　[内容摘要]：刑事审判包含定罪与量刑两个方面。定罪准确，量刑不当的话，同样严重地损害司法的公正性。由于一直受重定罪轻量刑的观念的影响，我国没有专门的量刑程序，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一。如何确保量刑准确，这已经成为实务界和理论界都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因而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关键词]: 量刑不当 量刑听证 改革 重构 　　就目前我国司法实践而言，在许多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多以量刑不当为由提起上诉，检察机关亦以此为由提起抗诉。被告人或检察机关往往对定罪无异议，但对量刑不服。之所以会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量刑裁决是由法院单方面作出决定的，定罪与量刑不分，重定罪轻量刑，被告人及检察机关都难以对量刑施加影响。 　　一、我国量刑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因而在量刑程序上具有大陆法系的一般特点，即一般来说，大陆法系实行定罪与量刑合一的制度，没有专门的量刑程序。对于这种定罪与量刑合一的程序，学者多有质疑之声。例如，德国有学者就认为：“将两个独立的法律问题混合在一起不妥”。i[①]同样，在法国，也有学者认为：“1993年1月，法国提出把定罪与量刑严格分开。有些证据只能作为量刑证据，而另一些证据只能作为定罪证据。不能将证据重复使用，也不能将证据在不合适的地方使用。定罪权赋予陪审员，量刑权赋予法官。”ii[②]由于我国也没有确立专门的量刑程序，因而我国的量刑制度也同样存在一些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控辩双方参与量刑不充分 　　在定罪与量刑合一的模式中，控方和辩方参与量刑都不充分，对量刑判决的影响也很小。特别在死刑量刑程序中，合议庭往往要把案件提交给审判委员会，由审委会来决定是否对被告人适用死刑。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一般来说，审委员讨论案件并没有控方和辩方的参与，实行的是一种书面审理的方式。控方和辩方对死刑量刑的影响仅仅局限于庭审调查时向法庭提交的量刑方面的证据以及在庭审辩论时就就被告人的量刑进行的辩论。而在这两个阶段，控辩双方也并未专门就死刑量刑提交证据及进行辩论，就量刑提交证据和进行辩论的行为只是定罪过程中的附属行为而已。因此，控辩双方对量刑的参与程度实在有限。 　　控辩双方参与量刑不充分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控辩双方参与量刑不充分导致量刑过程的秘密化。例如在死刑案件中，一般来说，控辩双方不参与这个程序，也没有其他民众参与旁听，是否对被告人适用死刑完全由法院单方面以一种书面审理的方式决定，而这个程序是不对外公开的，极具秘密性的特征。第二，控辩双方参与量刑不充分，既导致检察机关的指控权行使不充分，也导致辩方难以就量刑问题进行充分的辩护。控方的指控权应该既包括指控犯罪的权力，也包括量刑建议的权力;相应的，辩方的辩护权既包括就定罪方面的辩护权，也包括就量刑方面的辩护权。第三，在刑事案件中，尤其在死刑案件中，控辩双方参与量刑不充分违背了国际公约中关于作出死刑判决应该确保程序的正当性的要求。《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2款规定：死刑这种刑罚，非经合格法庭最后判决，不得执行。《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第4条规定：“只有根据明确和令人信服而且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的余地的证据而对被告定罪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死刑。” 　　(二)被害人对量刑难以施加影响 　　一般来说，由于我国的量刑程序没有被害人参与，故被害人难以对量刑施加有效的影响。就我国目前而言，不要说被害人对量刑难以施加有效的影响，就算在定罪方面，被害人的影响也是极为有限的。 　　事实上，被害人参与量刑程序具有积极的意义：第一，被害人参与量刑程序符合加强对被害人权益进行保护的国际潮流。二战之后，世界许多国家纷纷加强对被害人权益的保护，承认被害人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是不完全重和的，甚至很多国家因此而承认被害人乃是诉讼中的一方当事人，而让被害人参与诉讼程序则是其作为当事人的重要体现。第二，被害人参与量刑程序是构建合格的法庭的需要，也是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在量刑问题上，一般来说，被害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例如被害人可能会要求法院对被告人进行重判，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相反。 　　(三)对酌定的量刑情节考虑不充分 　　影响量刑的情节除了法定的量刑情节外，还有酌定的量刑情节。虽然酌定的量刑情节属于法官自由裁量的范畴，但对正确适用刑罚起着重要的影响。一般来说，酌定的量刑情节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表明社会危害性的酌定量刑情节，其中包括犯罪的对象、手段、时间地点以及结果;(2)表明犯罪分子人身危险性的酌定量刑情节，其中包括犯罪动机、犯罪分子的一贯表现和犯罪后的态度等。这些影响量刑的情节，在以秘密的书面审理的方式决定量刑的过程中，审委员是否就上述酌定量刑情节进行了充分的考虑呢? 　　我国量刑程序中对酌定量刑情节缺乏充分考虑集中体现在许多案件中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