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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反避税条款的对策与建议 　　2007年，新《企业所得税法》颁布，统一并适当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税率，规定了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25%.其将最高税率从33%降低到25%，意味着每减少一元的应税收入，较改革前每年要少纳八分的税。法定最高税率的降低看似减少了国内企业避税的吸引力，但从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基调“宽税基，低税率”的表现来看，取消了例如原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国投资者享受的再投资退税等政策，新法后的实际平均应纳税税额相对提高了。因此，纳税人更加将税负视为一种沉重的负担。一方面，纳税人想千方百计地利用收入转移、费用转移、成本转移、利润转移等非违法行为减少应税所得;另一方面，我国税收法规正处于起步阶段，诸多的不完善使纳税人有漏洞可钻，让企业逐渐形成了能避则避的心态。并且从现阶段状况来看，我国企业事实上的避税方式存在多样性，采用的避税手段也将日渐复杂。政府的征税过程是政府带有强制性地从私人部门获取收入与财富的过程，对国家的宏观经济与微观资源配置都会产生影响。利用税收收入，政府可以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公平。避税行为不仅减少国家财政收入，导致国家不能达到合理的宏观调控，更加扰乱市场经济，影响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会产生不良影响。 　　我国新《企业所得税法》第六章特别纳税调整中，第四十七条规定：“企业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而减少其应纳税收入或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的方法调整”;新颁布的《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第六章“特别纳税调整”中第一百二十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七条所称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是指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但是，即使现在反避税采取的是一般与特别相结合的税收管理模式，从客观上来讲还是存在一定的漏洞和缺陷。对于新《企业所得税法》，它与一些具有全面避税立法的国家的法律相比当然很不完善，但我们应当看到其积极一面，机遇与挑战并存，税收实体法与程序法定会逐渐完善。 　　一、一般反避税条款的优越性 　　新《企业所得税法》的一般反避税条款势必对现在市场上出现的各种避税供求市场产生重要影响。此前，有的专家学者混淆概念，倡导“法无明文不为罪”的原则，认为避税也属于纳税筹划的范畴，并以此为基础在市场推广各种钻税法空子的方法。业内人士认为，从新《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来看，纳税筹划虽然包括节税筹划和避税筹划，但要在合法的前提条件下，避税并不是纳税筹划的范围。因此，新《企业所得税法》一般避税条款的出台，可以说给此类避税行为敲响了一次警钟。 　　纳税人在税收领域极具创造性，通常旧有的判例和立法总是难以适用，即使广受关注的特别纳税条款的细则也不可能涵盖所有特殊情况，因此需要制定一般反避税条款。判断企业是否实施了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的权利在于主管税务机关，如果主管税务机关判断这“安排”不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那么就有权对其按照合理方法调整。“合理方法调整”是指主管税务机关可以否定本条所称的“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或视为上述安排失效，从而取消企业或其他参与人通过安排已获得的或者将获得的税收利益，并根据安排的经济实质对其重新定性和适用税法。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新《企业所得税法》特别增加了一项避税责任条款，即税务机关按照“特别纳税调整”规定作出纳税调整，需要补征税款的，应当补征税款，并按照国务院规定加收利息。这项条款表明了我国税法的引导作用与威慑力，它增加企业的避税风险，能够有效地打击各种避税行为，维护国家权益。 　　一般反避税条款的意义在于打击和遏制违背立法意图。新《企业所得税法》“特别纳税调整”一章中规定了转让定价避税、避税地避税、资本弱化避税的规范方法，最后再加上税务机关会综合各项相关因素对“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进行判断，达到了特殊与一般相结合。因此，新《企业所得税法》的目的就是力求该条款既不影响企业正常交易，也不影响企业合理利益。 　　二、一般反避税条款的不足 　　1、界定的模糊性 　　一般反避税条款中，不具有判断合理商业目的安排的标准，在《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中明确了对目的的判断要客观，并应综合考虑六个方面的内容：安排的形式和实质;安排订立的时间和执行期间;安排实现的方式;安排各个步骤或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安排涉及各方财务状况的变化;安排的税收结果。这六个方面对目的判断的重要性在每个个案中是不相同的。单独看不同方面，得出的结论可能完全相反，同时也可能从某一个方面就足以凸显企业避税的主要目的了。因此，这完全取决于税务工作人员的主观判断。这样的界定极具模糊性。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来看，高素质人才的缺乏、信息不对称、法律法规的缺陷、征收管理不到位等现状，导致一般反避税条款达不到它的立法目的，避税现象屡禁不止。 　　2、忽略纳税人的权利保护 　　新《企业所得税法》刚刚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