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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答的责任 ——勒维纳斯对话伦理思想初探 ［摘 要］勒维纳斯思想中的“他者”产生于现象学的语境，但是它却被一种逃离现象学的愿望所引导，“他者”不再作为“主体”的反证出现，而是主体的伤口，显示出主体的被给予性。存在者之所以拥有出离物质性存在的可能，正是由于他者的呼唤，存在者才能成被召唤为“主体”，因此“主体”的初始位置就被安放于“愧歉”之中。这就要求“主体”面对他者时必须担负起回应的责任。责任不仅先于对话，而且限定了对话的姿态，此处“主体”也即“伦理主体”。可以说，勒维纳斯从“主体”生成的角度讨论了对话伦理的必然性。 ［关键词］他者，对话伦理，勒维纳斯 勒维纳斯一生都在为“他者”立言，为“他性”立命，对其思想的任何一个层面的探求都不能绕开“他者”，也许从此意义上，“他者”处于勒维纳斯思想的核心地带，是切入勒维纳斯思想的重要参照。但是其中又暗含着勒维纳斯后期思想中竭力避免的一种危险：“他者”这一称谓是不是从基础上湮没了“他者”的“他性”，一种统称的“他者”最终又回到了“同一”之中。犹如德里达在《暴力与形而上学》中耐心的解读一样，勒维纳斯并没有真正地背离黑格尔、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而是比他想象中更要贴近他们，或者说勒维纳斯貌似成功地质疑了海德格尔的遗产，最终自己还是难逃现象学的语境？出走的可能性在哪里？如果任何言说，都事先要求主体的自觉与思想，像传统语言哲学那样，语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只能从一个能够思考的主体中产生意义，那么语言所执行的表述功能是否也存有“暴力”，也是执行“同一化”的手段？ 一 勒维纳斯是将现象学引入法国的第一人，当萨特1932为发现胡塞尔现象学而激动不已时，勒维纳斯已经以法文出版了一部论述胡塞尔的著作（《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直观理论》1930年出版）和另一部专门论述海德格尔的论文（《马丁·海德格尔与本体论》1932年）。德里达在《永别了，勒维纳斯》中提到勒维纳斯给法国思想界带来的“两个特别具有刺激作用的思想事件，两个开创性的思想行动”，其一就是最初将现象学引入法国，“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同时开始于1930年左右。” 正是受到现象学方法的影响，勒维纳斯发现了在“哲学中工作”的可能性及其意义;同时他又被一种脱离这种哲学气候的需要所支配，“即便在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思考——关于存在论的，以及人类和存在的关系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海德格尔哲学的启发，但它同样也摆脱这种哲学氛围的深刻需求所左右。”也即是德里所说的“第二次哲学冲击波”，“他再一次整个地改变了无思想景观的文化景观;他是以一种充满尊严、无由争议的方式，一举从内部实施了这一改变，它是如此令人信服，远远地离开了一个全然他者的场所的明证。”在后一种意义上，勒维纳斯不再是现象学的合法继承者，而是借助于其努力，展开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思想对话，不只是现象学与神学，古希腊哲学与犹太思想，还有自我与他者，整体与无限之间的对话与交往，从而开辟了思想景观的另一幅面孔，这就是朝向“他者”的善，“引领一个存在者趋向善的过程并非是存在者上升为一种高级存在的超载行为，而是一个摆脱存在以及描述它的范畴的过程，是一种出越”，一种逃离存在的需要。 勒维纳斯强调，“伦理学并非哲学的一支，而是第一哲学”。与胡塞尔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不同，勒维纳斯将他者置于独特的地位，每一面临“他者”的主体都被要求以伦理的方式回应“他者”。依据他对哲学传统的梳理,肇始于古希腊的哲学在其创制之初,就充满着 对“整体”和“一”的热切渴望。“西方哲学话语要求无所不包和最终的理解，它强制所有话语都在哲学面前接受检验。”正是这种强力的哲学话语导致了相异性的隐遁，他者只是大写的存在的一个注脚，不仅没有撼动整体存在的稳固性，反而成为存在的积极反题，正是借助于对这种差异性的消解与重述，存在的普适性才得以显现。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将此在的存在理解为与他人共在，他人在这里不具有原初的特殊性，借助于共同分享世界，此在和他者相互融通达到“共同此在”：“即使他人实际上不现成摆在那里，不被感知，共在也在生存论上规定着此在。此在之独在也是在世界中共在。他人只能在一种共在中而且只能为一种共在而不在。独在是共在的一种残缺的样式，独在的可能性就是共在的证明。”从共在出发，海德格尔将他者的“独在”看作此在的补充物，最终回归共在。 与之相反，勒维纳斯将自我与存在的关系看作束缚，不是如海德格尔所说“本真性的存在”，“本真性不在‘存在的真理’之中”，列维纳斯把逃离存在描述成一种基本的，命中注定的设计。“所谓的‘自我’也被黑夜淹没、浸透，失去人格，无法呼吸。万物消弭，化简到了不可消灭之物，到了存在本身，我们无论情愿与否，无须主动做出决定就已经匿名地置身其中。”正如书名《存在与存在者》所显示的，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