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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教仁的信息公开观及其实践 　　摘 要：宋教仁的信息公开观主要体现在党务公开、政务公开、立法公开等方面，对近代中国的民主宪政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信息公开观着眼民权保障、紧扣政治改良、致力制度建设，具有鲜明的民主宪政特色。由于受时代制约，也存在刻意的政党营销、冲动的个人行为、忽视的保密底线等局限性。 　　关键词：宋教仁；信息公开；当代启示 　　自然界那些既不是物质又不是能量的东西即是信息，信息能够消除大脑认识上的不确定性。所谓信息公开，就是国家等公权组织在保密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主动地依职权或被动地依申请向私权组织或个人公开自己拥有的信息，并使私权组织或个人可以简便地获取相关信息。近代以来，各民主国家按照“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基本要求，先后建立了信息公?_制度。在清末民初的民主宪政建设过程中，素有中国近代“宪政之父”之称的宋教仁，对倡导国家等公权组织的“信息公开”颇有建树。而这一领域至今鲜有论者涉足，查阅文献资料几乎为零。在新形势下，探索宋教仁的信息公开观，对于推进当前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以及各领域的办事公开，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宋教仁信息公开观的主要内容 　　1.党务公开。宋教仁一直认为，民主共和国家的政治中心在于政党，政党强健和良善的条件，在于政党政见的系统性、条理性、真理性和稳定性。而政党政见得到国民认可的渠道，则在于党务公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华兴会和同盟会时期，因从事秘密的革命斗争，其党务仅在少数核心领导人之中公开。如何向普通会员以及社会各界传递部分信息，宋教仁等人则是利用新闻媒体、公开演讲等形式公布革命党的政治主张。1911年10月中下旬，上海因武昌起义而出现市面恐慌，宋教仁以“渔父”的笔名，迅速在《民立报》上发表文章，声明同盟会革命的目的在于推翻清廷恶政，肯定不会做骚扰民众的事情，从而有效地消除了上海商民对革命党的误解，稳定了上海正常的经营秩序。辛亥革命之后，他推动了同盟会由秘密的组织改组为公开的政党。由于孙中山未到北京任职，宋教仁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身份主持党务工作，国民党党务公开进入了加速发展时期。对于党内事务，他均与党内骨干进行信息交换和磋商。2013年2月，他南下湖南推动民主宪政建设，仍就党务工作与身处北京总部的党内骨干多次进行函电交流，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凡遇重大事件，他均通过报纸公开国民党及他本人所持政见。据统计，1912年1月民国成立之后至他遇刺之前，一年内他先后与记者谈话4次、答记者问2次、发表演说16次。1912年8月，同盟会联合国民公党、统一共和党、共和实进会、国民共进会正式成立国民党之前，他以5党名义在《民立报》发布《国民党宣言》，公开阐明即将成立的国民党的“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宗旨以及5项纲领性政见，并将上述内容及时通告海外同盟会各部。1913年3月，他写出《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系统地提出5条政体主张、10条政策主张，在《民立报》上征求国民的意见。他在该文结尾写道，国民如赞成国民党之政见，则希望国民拥护国民党，并声明“吾党所抱之主张，唯国民审择之焉”。1913年国民党在大选中获胜，他离开家乡湖南桃源，出洞庭湖，沿长江东下。沿途他多次发表演说，阐述国民党的政治主张。 　　2.政务公开。宋教仁憎恨清政府抱守政务“秘密主义”带来的种种危害，认为政务不公开将造成国民与国家的隔绝，是政治腐败的根源。1911年2月，他在《民立报》撰文抨击清政府的“秘密”外交：“自俄国下哀的美敦书，而吾政府仓皇失措，不知所为，惟知秘密，不欲使国人洞悉其无能，以致国人不能指陈利害，造成舆论，以助外交声势，政府之罪恶大矣。”他希望新成立的民国政府应公开政务，摒弃“秘密主义”的做法。宋教仁是湖南人，在担任农林总长时，所用之人大半系江浙人，两湖人士甚少。1912年4月，他连续两天在《民立报》发布启事，声明自己不会循私用人，“职员量材任用，谢绝一切私下求职，请亲朋好友体谅”，做到“不事无谓之请托推荐，以杜夤缘奔竞之风，而少鄙人之罪戾。”两个月之后，他在《政府公报》上再次发布启事，劝退那些纷至沓来求职的亲朋好友。除了外交和人事公开之外，他特别重视财政公开。实际上，他的财政公开主张由来已久。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成立，他次日上午便写出并张贴了开会经费决算报告书，不仅列了开支明细，还对余款的预计用途作了说明。同年8月，他质问清政府对汉人所缴纳的税款任意开支、挥霍浪费。清政府搞预备立宪，能否做到“立宪国民，有监督财政之权”，能否“由议会制定其数，而一切财政皆能行预算、决算法，使国民尽知乎？”他发起组建同盟会中部总会并手订《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其中第20条、21条规定：”本会款项，会计以半年为一期；每一期前制成预算；一期终，制成决算，皆由总务会公布之”，“本会特别事件之会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