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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学的道问学开展途径 　　摘 要：学界向来视阳明学为尊德性之学、朱子学为道问学之学。但其实在阳明学派内部也有独特的道问学开展途径，蕺山学派刘宗周、黄宗羲师徒即为其中代表人物。其理论开展途径有三个步骤：针对江右王门与王畿的辩论困境，刘宗周提出物至善无恶说，确立物的本体论地位，以保障心体的真正安立；刘宗周提出气一元论和诚意说，把人引向更为广大的天地自然秩序，为物至善说奠定哲学基础；黄宗羲通过诠释其师门学术，实现从性命之学向经史之学的学术转型。 　　关键词：阳明学； 道问学； 格物 　　中图分类号：B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0257-583305-0125-08 　　就思想型态而言，宋明理学内部蕴涵主体修养与知识规范的关系问题，存在着重主体与重知识两种进路。明代阳明学的兴起，标志着宋明理学实现从重知识规范到重主体修养的转向。这种转向在源头上是针对朱子学注重知识规范而导致的支离流弊；但是，阳明学对主体修养的注重并不意味着轻视和忽略知识规范，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囊括和扩展之。晚明蕺山学派刘宗周、黄宗羲师徒所建构的思想体系正是沿着这一进路展开的，因此成为阳明心学道问学开展途径的主要代表。本文以刘宗周格物思想以及黄宗羲之阐发为例，对上述阳明学的道问学开展途径作出探讨，就教于方家。 　　一、物是至善无恶：阳明学派心体自然之争的解决途径 　　阳明定义良知与见闻之关系为：“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1区分良知与知识，并以良知统摄知识，是阳明学的一大特色。因此学界向来视阳明学为尊德性类型之儒家学术，与朱子学的道问学类型截然异趣。2刘宗周对阳明观点有严厉的批评，并修正良知与闻见之知的关系为：“盖良知与闻见之知总是一知，良知何尝离得闻见？闻见何尝遗得心灵？”3这种主张经由其及门高弟黄宗羲诠释，则为“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1余英时对此有一个颇具启发意义的观察。余氏认为，刘宗周之学脱胎于阳明，但加重了“闻见之知”在儒学中的分量，代表十六七世纪儒家知识论发展的新方向。2余氏同时又视刘宗周思想为“儒学在外在世界受到重重挫折之余，不得不退归内心世界，最后竟退至无可再退之境”的象征。3余氏这两个评价有自相矛盾之处：“退归”是以反求内心为方向，“闻见之知”则是以外在客观世界为方向，两个方向是相反的。这种矛盾其实反映了刘宗周思想的复杂多样性，余氏只是以历史学家的敏锐观察将其捕捉描述出来。余氏的观察启发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刘宗周向内用力将阳明心学立场推到极致，何以能够展现出儒家知识论发展的新方向？或者说，向内与向外两个方向何以能统合于一体？这牵涉到如何理解中晚明时代阳明学派宗旨林立、论辩不已的思想生态问题。因?榱踝谥茏跃跫坛薪?右王门聂豹、罗洪先、邓以赞等人的思想立场，其学说正是以江右王门为核心的若干论辩困境最合乎逻辑的内部解决方案。 　　阳明后学对良知教的理解存在巨大的分歧。众所周知，王阳明哲学以开发个体内在资源重新证成天理为特质，其思想注重个体情境性。而个体性、情境性正是多样性的根源所在。因此，阳明后学持守良知之不同侧面，开发出各具特色甚至互相冲突的学术。黄宗羲描述称：“阳明亡后，学者承袭口吻，浸失其真，以揣摩为妙悟，纵恣为乐地，情爱为仁体，因循为自然，混同为归一。”4黄宗羲认为各家修养工夫有误，混淆了习气与本体。这种观点的思想史基础是阳明后学群体中激烈开展的“心体自然之争”。例如浙中王门王畿与聂豹、罗洪先关于“几”的辩论5；再如王畿与季本有一场辩论： 　　先生最著者为《龙惕》一书，谓“今之论心者，当以龙而不以镜，龙之为物，以警惕而主变化者也。理自内出，镜之照自外来，无所裁制，一归自然。自然是主宰之无滞，曷常以此为先哉”？龙溪云：“学当以自然为宗，警惕者，自然之用。戒慎恐惧，未尝致纤毫之力。有所恐惧，便不得其正矣。”……先生终自信其说，不为所动。6 　　王畿与江右王门、季本之争论，实质上是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大阵营核心论辩议题在阳明学内部的再现。朱子学者认定的自然是天理自然：天理是事物的“所当然之则”与“所以然之故”7，亦即事物内在规律和宇宙法则，其“自然”表现为天理“不假毫发意思安排，不著毫发意见夹杂”8，能抑制个人私见，形构正当公平的经世济民效用。学者通过功夫锻炼而掌握之，最终达到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的自然境界。这是通过功夫探求本体、通过“知性”来成就“德性”的功夫路数。而心学家所说的自然，在朱子学者看来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思勉功夫锻炼，无法掌握事物的韵律和节奏，只是以习气因循为自然而已。例如晚明朱子学者顾宪成就用这种逻辑批评明初“以自然为宗”的陈白沙心学不明“自然”真义，导致“不思不勉之说盈天下”，流弊不已9。这种批评在阳明后学中以新的形式重演，正展现了阳明学学术发展的内在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