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加-布里亚特人的寻根活动-萨满教新的阐释.docVIP

阿加-布里亚特人的寻根活动:萨满教新的阐释 　　包路芳　时春丽　摘译 　　 　　一、引言 　　布里亚特蒙古人一直散居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蒙古的东部和中国的内蒙古。阿加―布里亚特人是一个跨居俄罗斯、蒙古和中国三界的群体。“阿加―布里亚特”这个名字起源于他们的故土，即今俄联邦阿加―布里亚特自治区的刚口草原。与其他布里亚特人相比，在阿加―布里亚特人中能更清楚地看到散居国外的现象，这与阿加―布里亚特人的苦难历史密切相关。 　　阿加―布里亚特人散居国外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8世纪以前，与其他蒙古人在地域上的分离；第二个阶段，20世纪初，阿加―布里亚特人成群地外逃到蒙古或满洲里(今中国内蒙古境内)。 　　第一阶段，沙俄帝国侵略布里亚特人居住的勒拿河上游和贝加尔湖地区，到17世纪末，布里亚特人已处于沙俄帝国的控制下。这一时期，大部分的蒙古部落都支持中国清政府，而清政府却很少关注其北部边疆，甚至对沙俄帝国一无所知。经过几番冲突，沙俄帝国和清政府于1727年签订了《恰克图条约》，从此，布里亚特人与其他蒙古人分布在两个国家中。尽管布里亚特人遭受沙俄帝国的殖民统治，但与其他蒙古人相比，布里亚特知识分子更早地接受了欧洲文化教育。20世纪早期，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布里亚特人发动了蒙古人民革命，建立了共产主义国家。 　　第二个阶段与俄国的十月革命密切相关，其间，白匪(沙俄帝国的军队)和红军(布尔什维克党的军队)之间的争战导致了贝加尔湖和阿加草原地区的混乱。在这种条件下，阿加和浩里(Khori)的一些布里亚特人决定离开故土逃往蒙古和中国的内蒙古。根据丹蒂尼亚夫(Damdinjav)的说法，阿加―布里亚特人在1900年到1927年间从阿加草原逃到蒙古东部或内蒙古的锡尼河地区，不仅是为了躲避沙俄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战争，也是为了寻找更好的牧地，因为他们在阿加草原上的牧地已经被俄国移民霸占了(Damdinjav，2002：29―41)。 　　本文想研究阿加―布里亚特人苦难的历史是如何反映在其宗教(如萨满教)中的，调查对象是蒙古东方省的阿加―布里亚特人，通过考察阿加―布里亚特人的当代历史和社会来分析其宗教现象，以此检验散居的阿加―布里亚特人的群体意识。研究阿加―布里亚特人的萨满教是理解蒙古东方省布里亚特人复杂身份的关键。1991年“民主化”以前，蒙古不允许田野工作者进行考察，故针对东方省阿加―布里亚特人所做的田野调查不多，有关报道也很少，本文是针对东方省阿加―布里亚特人萨满数量增加这一奇怪现象的一篇报道。 　　关于布里亚特人萨满教的研究主要是由布里亚特学者和俄国学者完成的，而大部分研究著作在考察宗教现象与社会、历史的关系上没有提出任何观点。当我们考察萨满的社会功能时，萨满教的含义应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本文并不把“萨满教”视为一个古老的现象，而是把它当作一种宗教现象。 　　 　　二、萨满的增加 　　 　　蒙古东方省阿加―布里亚特人中萨满人数迅速增加，仅在2000年，在东方省的4个苏木(乡)中就新增加了10多个萨满，萨满总数达到150人。统计数字表明，2000年东方省4个苏木的总人口为14789人，这就意味着萨满数量占其总人口的1％以上。并且大部分阿加―布里亚特人是在1991年蒙古“民主化”以后才成为萨满的。17世纪以来，大部分蒙古人都是佛教徒，除布里亚特人外，萨满教只存在于蒙古边境库苏古尔省的达克哈德与科布多省的阿尔泰―乌梁海，但即使是在这两个地区也从未有过如此多的萨满。根据笔者1997年在达克哈德的调查，1989年该地的人口是14757人，其中只有5个萨满。萨满增加是对20世纪70年代蒙古共产主义政权压制宗教的反应，但是，阿加―布里亚特人中的这种现象不同于其他的蒙古族群。同样处于宗教压制下，为什么达克哈德或乌梁海的萨满无明显增加呢? 　　许多布里亚特人从俄罗斯乘吉普车来到蒙古东方省，在东方省布里亚特主萨满的指导下进行萨满启蒙仪式。俄罗斯布里亚特人还常邀请蒙古布里亚特主萨满赴俄罗斯指导俄罗斯布里亚特人成为萨满。散居的阿加―布里亚特人中萨满增加的中心很可能就在蒙古的东方省。 　　有趣的是，米哈伊洛夫(Mikhailov)对布里亚特萨满的研究表明，赤塔州(包括阿加行政区)的布里亚特人深受藏传佛教的影响，根据1987年的人口调查，与其他布里亚特人地区相比，这里信萨满的人更少(Mikhailov，1987：198)。阿加―布里亚特人中萨满增加的现象与其说是传统的恢复，不如说是一场崭新的运动。 　　 　　三、成为萨满 　　 　　是什么原因使得蒙古东方省阿加―布里亚特人中的萨满数量明显增加?在论证之前，必须厘清阿加―布里亚特人对萨满的定义。 　　1．对萨满的定义。19世纪时在阿加―布里亚特人中有两类萨满：黑萨满和白萨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