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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草根劳工机构走上法治路 　　黄岩 　　这些草根机构，将来会走向与政府合作，还是走上独立劳工之路? 　　在很多国家，NGO的发展可以构成一个减压阀，在国家与公民之间，发育出一个缓冲地带。 　　关键是，要建立起体制内外的沟通平台，不要让这些草根劳工机构走向激进道路，否则也有可能加剧社会动荡。 　　沉默者正在集体“权利觉醒” 　　今年上半年广东省提出，要在五年内实现工资倍增计划。最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又发出通知称，将暂缓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标准是否必须要?要不要调整?中央、地方政府与经济学家都有发言权。它关乎工人的利益，工人有没有发言权? 　　中国仅珠三角地区就有几千万农民工。目前来说，市场经济中劳工保护的大三方机制(企业-政府-工人)和小三方机制(雇主-工会-工人)都不怎么灵，传统的国企庇护制度和人民公社的集体庇护制度也已消失。但是，这些年我调查的结果是，通过自己的劳工机构，他们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NGO在中国越来越多，涉及到艾滋病、环保、教育、扶贫等各个领域。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产业关系比珠三角地区复杂。这里的草根劳工机构和其他地方的机构有些不同。 　　第一是彻底的草根性。做环保、教育和扶贫等公益事业，或是一些理想主义者，旨在传播先进理念;或本身具备非常先进的从业经验，专业对口。但一些劳工机构的发起者，本身就是受到了工业伤害的工人，我了解的二十多家机构中，有八家机构的工作人员曾受过工伤，断手断指的，也有的患上了职业病。这些工人在与老板和政府机构打官司的过程中储备了法律知识与经验，同时得到了其他人的帮助，从而走上了帮助别人的道路，他们的NGO性更彻底些。 　　第二是注册情况多元化。大多数劳工机构没有注册，也就无所谓纳税了。政府不来干涉，并不是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上个月我调查一家机构，工人说当地一位警察看他们太艰难，十分同情，常给他们捐钱。我很惊讶，这个案例非常特殊。有些机构注册的是个体工商户，登记从事信息咨询类服务。如果有外部资助，便可能申请企业注册。深圳宝安有一家这样的机构。 　　第三是公益性与赢利性结合。有的机构活动分两块，一部分做宣传、培训等公益工作，一部分负责赚钱。或者，今年赚了钱，明年又回到公益。有时向工人收点钱或靠工人自愿捐些，也搞过类似会费模式，但工人流动性实在太大，会费收入不稳定。 　　第四是影响非常大。一般的草根机构规模小，功能有限。比如环保组织宣传理念，可能只影响一个小圈子。但劳工机构不一样，随便一个镇，便是几十万工人。比如深圳龙华，一个镇上百万人，光是富士康一家企业就十多万人。劳工机构的活动形成非常大的扩散效应。他们为工人提供免费上网，免费培训。通过发传单、QQ群，组织并扩大力量。2004年我开始关注这些草根机构时，他们还不知道有网络，有些工人第一次上网，通过百度搜索到相关图文时非常兴奋。现在，他们在网易相册里储存了大量照片，包括各种企业的“血汗照片”，起诉工厂的扫描证据等，供大家一起分享。电脑都是工友或企业捐赠的二手货。这也说明第二代工人本身素质的提升。 　　草根劳工机构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长三角还很少见。另一个比较集中的地方是北京。打工者艺术团、协作者等机构的活动也很频繁。机构管理、团队建设、筹资渠道和媒体传播等方面，北京有许多资源。 　　珠三角的草根劳工机构发展快，是因为它是制造产业集中的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着大批劳动力。他们基本都来自外地，本地人几乎不进工厂打工。资本也主要来自外地。本地政府、外来工人、外来资本、外来品牌的环境下，外来劳工的权益较难真正落实。 　　多样的活动策略 　　这些劳工机构的运作方式与活动策略相当丰富。 　　中国有执政党和政府，也有工会、妇联、共青团等许多半官方机构，政府认为有能力来安顿好所有民众的生活。在庞大的政府力量下，劳工机构也在不断调整策略。过去非常原始——发传单、打电话、接受咨询、上劳动法庭，现在则在探索新方式——开始与政府合作。 　　但他们与政府的合作，往往并不情愿。前几年，大部分机构很自豪地称，他们和政府没有关系。这么多年博弈后，劳工机构发现，不和政府合作没办法。深圳就有一些劳工机构与工会部门合作，包括深圳市劳动局。今年1月份开会，把劳动局、工会机构的工作人员都邀请过来了。政府和工会也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与他们合作做活动。有一位公务员，每月都到机构来，定期给些钱。他本人学法律出身，在深圳打工四年，饱尝冷暖，后来通过公务员考试进了劳动管理部门，天天和工人打交道。 　　劳工机构也开始和一些跨国网络合作。香港有个“大学师生监督无良企业”组织，前段时间做了许多工作，在珠三角地区揭露血汗工厂。这些慈善机构、研究机构、政府机构、人权机构都开始在中国设项目，来帮助劳工机构这样的草根组织。跨国网络在中国的活动，通过与境内的机构合作，向政府传递了一定的影响。对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