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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方诉讼过程中，B公司将工程转包，因此工程并没有停止，并最终于1998年2月取得了业主签发的最终完工验收证书。至此，履约保函应在签发最终完工验收证书后失效，预付款保函金额随工程进度款的抵扣完毕也应没有余额。 但B公司此时陷入与另一分包商的纠纷之中，该分包商起诉B公司欠付其分包款，B公司向法院表示可以用工程保函来偿付，于是阿联酋阿布扎比法庭在不明实际来源的情况下，做出了没收工程履约保函和预付款保函的判决，并通过阿联酋最高执委会向阿布扎比市政府财政厅下文，由市政府财政厅通知G银行执行，G银行随即要求中国银行在两份反担保下付款。 * 中国银行于1998年10月第一次接到G银行的索赔电后迅速通知了A公司，A公司很震惊，因为与B公司的官司仍在进行当中，且该两份保函涉及的工程已经竣工。A公司希望中国银行能延迟索赔进程，以争取时间申请止付庭令。在审核了保函条款及索赔电后，中国银行向G银行提出了两处不符点： （1）索赔电上提及索赔由阿布扎比市政府财政厅提出，而保函受益人为阿布扎比市政府排水工程委员会； （ 2）要求赔付的履约保函的金额超过反担保金额。 同时，中国银行要求G银行邮寄两保函的副本及受益人的索赔函。11月份，中国银行收到了G银行寄来的市政府财政厅索赔声明和保函附件。 * G银行一方面更正了索赔金额，另一方面解释了由市政府财政厅提出索赔符合当地惯例，应视为由受益人提出。 11月底，A公司在我国驻阿联酋经商参赞处帮助下，设法取得了保函受益人阿布扎比市政府排水工程委员会于1997年2月和1998年2月分别签发的初步完工证明和最终完工验收证书的复件。至此，中国银行的被动地位有了根本扭转，因为根据保函条款，在最终完工验收证书签发后，两保函已失效。 12月1日，中国银行发电进一步阐述了拒付理由：(1)坚持受益人不符是不可接受的；(2)从签发完工验收证书之日起，两保函已失效，担保人可据此拒付保函下的索赔。同时向G银行寄出最终完工验收证书复件。 * 此后，G银行虽然在中国银行的第一点抗辩理由上极力反驳，但对第二点抗辩理由的重要证据给予了默认。因此，G银行坚决抵制了市政府财政厅的多次索赔，至今没有付款。但迫于政府和法庭的压力，G银行不肯来电撤销中国银行的反担保。面对中国银行的多次来电催促，G银行仍坚持自己的理由：（1）G银行的保函是根据中国银行的反担保而开立的，G银行虽至今未付款，但始终处于受益人要求赔付的压力之下；（2）反担保条款规定，反担保一直保持有效，直到受益人退回保函正本并由G银行向中国银行确认撤销。 * 在现实的情况下，显然受益人不肯退回保函正本。基于以上两点，G银行明确答复不能撤销。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即转开行的保函已失效，而指示方银行的反担保仍然有效。指示方银行的拒付理由很充分，转开行不同意解除指示方银行反担保的理由也很充分，双方处于一种僵持状态。 此案久拖至今未决，A公司虽不必被迫付款，但该保函长期占用了授信额度，对其继续开拓国际工程承包市场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 本案例的经验与启示 由于国际劳务工程承包市场竞争激烈，业主可能会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但分包商应极力避免替总承包商向业主直接开具保函或为总包商向业主开立的保函提供反担保。从而避免分包商不得不承担来自主合同和分包合同的双重的先天性风险。 * 1）主合同下的违约风险。尽管分包商可能实际已履行了分包合同的全部义务，但由于替总承包商出具了保函而不得不代人受过。 2）分包合同下的风险。由于道德风险高于平常，总包商与分包商在分包合同下产生纠纷。纠纷可能导致分包合同变更，这种变更往往限制分包商在分包合同下的权利甚至是终止分包合同，但原先分包商替总包商开具的保函是以总包商的名义出具给业主，丝毫不受分包合同变更或终止的影响而继续有效，致使分包商不得不承担无约担保的风险。 * 由于分包商与业主之间无合约关系，一旦担保项下发生索赔必须对外赔付时，出具的担保由于没有基础合同做依据，势必无法得到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购汇核准，只能以自有外汇对外支付。 国际工程承包下的类似代理招标，实际承包商要尽量争取与业主直接签订合同，实际承包商与投标代理的代理费另外结算；或以实际承包商和当地投标代理组成联合体作为联合卖方与业主签订合同。在只能签订分包协议情况下，也应坚持分包商直接向总包商开保函。若总包商执意要求分包商按其分包比例向业主提供反担保，则可反过来要求总承包商向分包商出具付款保函。 * 承包工程下的履约，预付款保函通常没有规定明确的失效日期，常有两种失效条件规定： 一是与合同约定的完成时间相吻合，例如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