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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刑法的解释 一、刑法解释的必要性 一个成功的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的基础是合理地理解相应的具体构成要件。在近代国家的历史中，由于立法和司法分权理论的极端化，导致了对法院（主要表现为司法人员）解释法律这一作用的否定，而要求法院把有关法律解释的问题都提交给立法机关加以解决，由立法机关提供权威性的解释，用以指导、引领司法人员的评判。通过这种方法，矫正法律缺陷，杜绝法官造法，防止司法专横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最能直接反映这种思想的就是18世纪末腓特烈大帝制定的多达1万7千余条的《普鲁士民法典》（《拿破仑法典》也仅有2281条）。在司法中，如果法官对法律作出解释，便是对腓特烈的冒犯，并将招致严厉的惩罚。腓特烈的法典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  法律是需要解释的，这是由法律的目的性、社会控制性以及文字表述性等特征决定的。 (一)、构成要件不仅描述的是客观的行为要件，而且还是违法有责的类型。所以，构成要件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现象，若是说明了行为对法益的侵害与威胁，因而要对构成要加进行解释。 二、刑法作为人类追求正义的社会调控手段，与人的价值判断息息相关。而不同的时代精神与人文情怀，以及司法人员不同的价值经验和法学知识，往往会形成对刑法的不同看法。 例如，公民是否具有反抗暴政的权利； 美国的白人与有色人种的隔离教育，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最高法院的法官仍然认为“隔离但平等”符合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起草者最初的意图。但是由于人权观念的提升和普及，美国最高法院在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一案中，最高法院要求就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起草者最初的意图进行重新讨论。最高法院最后的结论是“隔离但不平等”：“在审查公共教育和种族隔离时，我们不能将时钟拨回到1868年修正案采用之时，甚至不能拨回到1896年Plessy v.Ferguson一案之时，我们只能看看公共教育现在已经变成什么样了”。然，美国最高法院没有依靠法律的历史意图，而是采用了社会科学证据。除了极端的种族主义分子外，没有人怀疑最高法院客观解释论的正义性。 三、从立法的技术和理想而言，精炼的刑法用语是科学的。刑法调整的生活事实各种各样，无法穷尽。刑法所调整的事实的无限性与构成要件表述的有限性之间的张力在刑法用语上必然产生如下结果：构成要件应该包含普遍的、一般化的评价标准。如果刑法试图用精确的语言来完成其实现、传递正义和社会调控的功能，结果只可能是用语越精确，刑法的疏漏之处就越多。 例如，贪污贿赂罪中的“财物”的外延问题。 四、从词语本身的特性来看，词语具有多义性、不确定性和变化性的特征。刑法的规范语言毫无例外地具有这三个特征，例如“财物”、“猥亵”的概念就具备这三个特征。不少的刑法语言在不同的构成要件中具有不同的含义。只有联系具体的构成要件的规范目的和不同规范之间的关系才能准确地推定这些刑法语言的具体内涵。而且，很多刑法用语的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社会价值观的变迁而变化。  五、刑法在生效后有一个陈旧化的过程。一方面，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因素和结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多端的变化，例如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通过解释虚置； 六、刑法中存在着众多的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按照刑法理论的通说，在认定构成要件要素存在与否时，如果不需要加入价值判断，仅凭法官的解释或认识活动就能确定的要素，就是记述的构成要件要素；相反，在认定构成要件要素存在与否的问题上，如果必须经过法官规范的、评价的价值判断才能确定的构成要件要素，就是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 七、刑法中存在着大量的不成文的规定，或者说隐形的规定。在对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的认定上、在对一些目的犯的主观目的上（如盗窃罪的主观目的）以及对过失犯罪的结果预见可能性和结果回避可能性等方面，在进行具体的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时，我们经常会听到一种振振有辞的反驳声音：“刑法没有这样的规定啊！”。 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目的犯中的目的。过失犯罪中的结果预见可能性与结果回避可能性。 二、刑法语言的特征 1、刑法是由语言所表述的，但刑法并不是仅仅通过语言来建构的。换句话说，刑法只是透过语言被带出来的。对构成要件的理解和诠释是从刑法的语言开始的。例如招摇撞骗罪。 2、刑法的语言不是一种科学语言，因为它的语法与语意是围绕刑法的目的服务的，而不是建立在一种清楚的语言规则基础上。所以，考夫曼甚至认为法律的语言只是一种法律人之间的身份语言。例如，非法拘禁罪中的“捆绑”。 3、从现实的功能角度来看，刑法构成要件的语言存在两个面向：一个面向是刑法的语言有着日常用语同样的功能，即通知、传递、理解以及跟它有密切关系的社会功能，只不过其内容不一样；另一个面向是刑法语言的规范意义，这是刑法语言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