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过程中的商谈与诚信原则-人文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DOCVIP

司法过程中的商谈与诚信原则 作者:刘李明 | 发布时间:2008-3-6 20:47:39 | 阅读数: 644 司法过程中的商谈与诚信原则[①] Communication and Good Faith in the Judicial System （哈尔滨工业大学，150001） 刘李明 摘要：司法过程中的对话沟通是现代司法的特质，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证之一。诚信原则是现代司法的本质要求。在我国现阶段，通过司法过程的对话沟通树立司法公信力，是实现司法公正，促进司法独立，加快我国民主法治进程、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出路。 关键词：司法公正，诚信原则，和谐社会 Abstract：Communication in the Judicial System has been accepted to be a common interaction in modern society. It is the main character of modern judicial judgment to gain Justice. Good Faith is asked for in modern judicial judgment. Now, establish good faith through communication to obtain justice, judicial independence is a important way to construct harmonious society. Keywords: Judicial Justice, Good Faith, Harmonious Society 司法过程中的对话沟通是现代司法的特质，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证之一，而诚信原则是司法的本质要求。本文拟从社会学法学的视角进行有关司法过程对话沟通与诚信原则的探讨，这对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意义非常重大。 一、 沟通商谈是司法的现代性特质 在弘扬程序正义的现代法治中，司法过程中的对话沟通业已成为社会各方面，无论是政府当局还是各种新闻媒体及广大公众普通接受的互动方式。现代社会司法过程已不再仅是法官、律师等法律专业人对话的舞台，而且是全社会对话沟通的平台，尤其是在那些具有普遍性的影响较大的典型事件中。“当出现不同主张之间冲突的时候，把它们转换成法律主张，并且在法庭听证之后的一种具有实际约束力的方式加以裁决，这是不够的”。“除了司法专家的角色之外，它也把政治立法者，行政者和法律共同体（不仅作为公民而且作为当事人）的角色包括进来，因此将其他参与者的视角考虑在内”。 [1]这就是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在现代法治社会的司法过程中的体现，“法律不再是基于主权者的意志，而是通过讨论，沟通等对话过程所得到的‘理性的意见一致’（rationale Uenereinkunft），也就是代表公众的共识”。 [2]哈氏认为这种沟通才是现代社会解决社会危机，达致社会和谐的有效进路。而就我国近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而言，也的确验证了哈氏的这种理论。从影响较大的孙志刚案、孙大午案、刘涌案、哈尔滨宝马撞人案到黄静案，其司法过程中无不贯穿着社会舆论所代表的公众、行政者、立法者和司法者之间的对话沟通，斗争与妥协，推动着我国法治进程的实现。 在我们的社会中，还存在对这一理论缺乏深入理解的看法，以为这样会干扰我国法治建设中司法独立的过程。而事实上，司法是法律的社会功能实现的过程。也只有通过司法过程法律才能验证其合法性。司法独立是一个相对的狭义的概念，不可能被理解为法律是自足的独立于社会的。这种所谓的“司法独立”是以形式理性支配下的法律自治为基础的。它要求如昂格尔的法律自治的四个方面：韦伯的形式理性法律运行条件的五个前提性“公设”等等，舍此法律不可能自治，司法也不可能独立。 [3]针对我国的具体国情而言，目前“司法独立”主要的是指司法机关相对地独立于党政领导人的干预和强大的行政权力的制约，尤其是负面的有违法治精神的制约；而司法的独立在一定程度上要以司法的纯净为前提。在一个司法腐败比较严重的司法信息不甚公开的时期，在民众对于司法难以建立起信任的时期，在司法难以在民众心中真正建立起权威的时期，空谈绝对的司法独立毫无现实意义。司法腐败主要来源于金钱和权力的诱惑，而这两方面在我国有时又有赖于社会舆论呼吁权力高层的指示，这实质上也是一种行政干预，但是对中国的现实而言，必须承认其存在，这种干预毕竟是良性的，这是一个社会舆论有时依赖于权力来制约权力，最后帮助实现在恰当的时机摆脱权力对司法的影响的过程。 我国司法过程中公众舆论的介入恰恰已经成为监督司法腐败、并帮助司法摆脱党政干预，走向相对独立的一个助力。舆论介入司法过程曾经被过分夸大成了所谓“舆论裁判”即媒体和公众舆论对尚未判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