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论文浅谈如何理解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新思维.doc

浅谈如何理解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新思维 陈志波 张京红 内容摘要：国外有些舆论将中国和平崛起说成是“中国威胁论”，其思想根源是西方的旧式思维。理解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以新的思维方式去解读：中国的历史文化特性决定了中国的国家价值取向有着深厚的和平传统；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趋向和平方式和市场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决定了中国发展只能是和平崛起。 关键词：和平崛起 中国威胁论 新思维 当中国领导人在世界论坛上郑重宣布中国走和平崛起道路时，国外有很多人潜意识地将“和平崛起”等同于“中国威胁”。这种论调除了不想让中国崛起，企图阻止中国崛起外，还有思维方式的影响。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大国的兴衰》透露给人们的：大国的兴衰就是武力和强权的兴衰，就是弱肉强食的历史。保罗.肯尼迪的结论是建立在距今500年的历史事实上，这个时间段，正是西方大国崛起，活跃于世界舞台的时期。历史上这些大国的崛起，也的确是走的这样一条强权和武力征服道路。但是，难道中国的崛起非要走这样一条道路吗？这种思维方式能够正确解读中国的和平崛起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所以，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国的和平崛起，必须摈弃旧的思维方式，从中国的历史文化特性、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和平崛起。 一、中国的历史文化特性决定了中国的国家价值取向有着深厚的和平传统。这是我们选择和平崛起的重要思想基础。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和合”，2500多年前的孔子就曾游说春秋各国反对战争，主张和平；孟子更是主张“兼爱,非攻”。从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看,中国从没有主动地侵略过别的国家。在公元1405年—1433年的20多年间，中国明朝的郑和七次率船队远航，途经东南亚、西亚、东非等众多国家和地区。郑和的船队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武器装备之精良，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譬如人数，多次达到27000多人，船只一般超过260只，最大的船，吨位达1500吨级。仰仗这样的实力，郑和船队所到之处，皆可武力占领，不会遇到任何有效的抵抗，但郑和船队每到一地，都是尊重别国的宗教和文化，赠送礼物和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或者确立一种册封和朝贡关系。为什么郑和不去占领这些地方？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当时东南亚许多地方华人移民的总数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当地的土著居民，朝廷只要稍加支持和肯定，这些地方与中国就会形成一种像今日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这些国家与英国的那种关系，但是，这些都没有发生。为什么没有发生？这也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到，这和60年之后西方航海家远航这些地区和其他非欧洲地区的所作所为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1492年，西方的航海家哥伦布的4次远航（1492—1504），达.伽马的两次远航（1497—1503），以及后来西方所谓的地理大发现时期的麦哲伦及库克等人的环球航行，所到之处，就是占领、杀戮和掠夺。为什么会如此？这其中可以探索出很多原因，但最重要的是两种文化的差异以及有文化差异所形成的思维方式所致。正如国际政治学专家李少军指出的那样：作为一个以文化为中轴的超大型的社会,文化特性可能比经济特性更能界定中国社会的特性,战略文化可能比力量格局对中国国际战略的选择影响更大。中国传统主流文化所抱的最高理想，就是“天下太平”，“世界大同”。就儒家而言，其宗旨就是要融合全人类，以共同达到一种和平生活的境界，即以“仁”为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世界主义。实现这样的世界主义，是一种内向的文化学习过程，最根本的要求是修身养性，这与西方文化的外向与扩张，甚至佐以坚船利炮，是迥然不同的。 由上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合”精神的现实活力。“中国威胁论”的错误，错就错在仍沿用以往西方的旧式思维和国际政治学那套“一山不容二虎”的丛林法则看待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关系，不晓得“你得即我失”的旧式“零合”思维观念，如今已经让位给“互利共赢”的“非零合”竞争理念。21世纪的世界民族之林正在见证并将继续见证这样一个中国：它既争取和平的外部环境发展自己，同时又努力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安全；既谋求实现自身富强，同时又坚持互利互惠，实现各国共同发展；既坚持本国特色，同时又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促进多元文明共同进步；既不断融入国际体系，同时又遵守公认的行为准则，不谋求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或者强行改变现行世界秩序；在国际竞争中既注重维护本国的权益，同时又不搞损人利己，坚持通过平等协商、互谅互让解决分歧争端。越来越多的人将会认同这样一个共识：中国的发展壮大带来的是利多而不是损害，是和平、和谐而不是威胁与冲突。正如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曾直言：“亚洲国家不必害怕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因为中国没有对外征服的传统。” 二 、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