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资料]二战后美国法律对民法的影响.doc

二战后美国法律对民法的影响 　　二战后西方国家法律领导地位的转移 　　据美国加州大学黑廷斯法学院国际法与比较法教授乌果·马蒂(Ugo Mattei)的 分析 ，西方国家法律在理智上的领导地位是有变化的。这种领导地位是指“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或它的某些成员(如法典、立法、制度、学术著作等)不仅在与其关系密切的法律制度，而且在它们之外都有影响的能力“，即“这一制度的全部或部分在某一 历史 时期为许多其他法律制度所考虑、讨论、模仿或采用。“ 　　自进入十九世纪以来半个世纪中，法国法律占有这种领导地位，主要体现是《拿破仑法典》对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包括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荷兰、瑞士、德国、罗马尼亚、俄国、土耳其，远至美国路易斯安纳州以及许多拉美国家。一般以《拿破仑法典》为范本，个别国家(如比利时)还直接使用该法典。 　　马蒂教授还指出，普通法法系国家在传统上不采用法典，因而当时法国对英、美等国法律的影响主要不是《拿破仑法典》，而是法国的广义的法律文化。在十九世纪，英国的普通法正随着英国殖民地的扩展而适用于世界上很多地区，但英国法律从未在理智上取得领导地位，因为英国法律是随着英国殖民统治的建立，以武力强加于这些殖民地的，而法国的《拿破仑法典》，除了在个别国家或地区(如比利时)是由拿破仑强行实施的，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则是由当地自愿接受的。 　　在十九世纪后期起至二十世纪初，西 方法 律在理智上的领导地位转向德国。与法国不同，德国的领导地位并不是依靠它在1896年制定的《德国民法典》，而主要是借助于德国法学家的学术成果，即通称为“学说汇纂派“(Pandectists)的思想。《学说汇纂》是六世纪东罗马帝国国王查士丁尼下令编纂罗马法的一个主要成果，其中编纂了罗马帝国著名法学家的法律学说。十九世纪德国以萨维尼(F.Savigny)为首的历史法学家曾着重 研究 《学说汇纂》，力图将其材料构建成一个和谐的体系。因而他们特别强调系统性、抽象性和逻辑性，研究法律概念、原理、分类和体系，并通过形式和逻辑方法进行推理，从中演绎出更普遍的概念和原理。但这种研究法律的方法忽视这些概念和原理与实际生活的联系，因而在后世被讥笑地称为“概念法学“或“机械法学“。然而德国学说编纂派不仅对德国而且对德国国外的法学家曾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英国十九世纪著名法学家波洛克(F.B.Pollock)和梅特兰(F.W.Maitland)等人都曾自称是萨维尼的学生。 　　到二十世纪30年代，随着西方法学界对“概念法学“的批判，特别是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兴起，德国法律在理智上的领导地位已迅速衰落，西方法学界期待新的理智上的领导的到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取得了这一领导地位，西方法学家的注意力普遍转向美国。 　　在西方各主要国家中，美国的法律和法学的历史可以说是最短的，从1776年建国迄今仅二百多年。它的私法、刑法和程序法主要是在英国普通法基础上 发展 的。到十九世纪后期，美国法律才开始迅速地独立发展。它的法学长期依靠英、法、德等国。直到30年代中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 理学 教授帕特森(F.Patterson)还认为，实用主义、 社会 学法学和现实主义法学“构成美国第一批土生土长的法律 哲学 “。总的来说，在二战前，美国的法律与法学在西方一般法学家眼中，并不是很突出的。但二战后，它却迅速地跃登领导地位并广泛地影响其他西方国家：它们的立法和判例以美国立法和判例为模式，各种官员频繁地去美国访问，法学学者和教授纷纷去美国进修和讲学，并在美国以 英文 出版自己的著作，青年学生争着去美国攻读法学学位。 　　领导地位的这种转变的原因是什么?首先是 政治 上的原因，即美国在战后成了西方世界的超级大国。瑞士伯尔尼大学法学教授威甘德(W.Wiegand)认为，战后法律的国际化是西方法律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现象，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欧洲共同体内部法律的规范化，另一个是欧洲对美国法律的接受。他还认为，对美国法的接受就等于承认现在是“美国 时代 “，“现在在美国大学读书等于中世纪在意大利攻读普通法(ius commune)一样的价值和威望。“这里他指的是西欧在十二至十六世纪的罗马法复兴运动，西欧大批学者至意大利 学习 罗马法，将罗马法奉为普遍实行的“普通法“。为此，他举了一个实例：瑞士自1971至1986年间由国家委派出国留学生统计，在法学领域中约有三分之二的国家资助的学生通过在美国学习研究生课程获得学位。这些资助旨在吸收担任瑞士下一代的教学和科研职位。这一目标已基本上实现，但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将来瑞士的法学教授有一半或一半以上是有美国学位的。“再有，在瑞士，“获得私人 企业 或银行的职位，美国法律是极为重要的“，“获得法律事务所的职位，美国法律是必不可少的。“当然，美国法律的巨大影响不仅对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