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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 族 之 鹰 苦难的童年 1929年10月，我出生在云南玉溪的一个小山村，彝族。父亲是农民，迫于生计，曾在个旧锡矿当了8年包身工，他用卖苦力的血汗钱供我上学。后来父亲被国民党军队抓丁，抓了父亲又要抓我哥哥，为了逃避抓丁，哥哥跑到马帮去赶马，但不久被抢马帮的国民党乱枪打死，接着我也被抓去，关了一星期，因为年龄太小才放回。接踵而至的灾难，使我从小磨练了坚强的意志、毅力和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 参加游击队 1948年11月，我在峨山中学读初中时，参加中共地下党的外国组织“民青”（民主青年同盟），并参加峨山武装起义，在政治部里搞宣传、搞民运，后来当了游击队长，1949年8月参加滇桂黔边纵独立团（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玉溪军分区）在骡马运输队任指导员，参加了峨山、新平、易门等地无数次剿匪战斗，经受了战火的考验。 彝族山娃蓝天翱翔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作出了“要在陆军的基础上，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的战略决策。我被选送到牡丹江航校学习飞行。我克服了语言困难，刻苦钻研航空理论，掌握了在复杂条件下的飞行技能，经过半年学习，我在全班50名学员中第一个放单飞。1952年国庆节我被选派驾机参加飞行编队从天安门广场上空飞过，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向全世界展示了新中国空军的雄姿。1956年在全军大比武中，获沈阳空军轰炸科目第一名，被沈阳空军授予“建设社会主义先进个人”称号。 我深感要成为一名优秀的飞行员，自己的文化水平太低了，因此从1954年到1958年在部队文化教员的帮助下，我刻苦努力学习，终于达到了高中毕业水平。1958年，在团领导的授意下，我用了3年时间，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了38万字的长篇小说《彝族之鹰》，经空军一位作家整理修改后，1964年由上海青年出版社发行，共计发行了150多万册。 文化水平的提高，给我插上了向科技进军的翅膀。1959年苏联撤回专家，毛主席号召：自力更生，要生产自己的超音速战斗机。1965年空军党委派我带领试飞改进领导小组到某工厂参与国产超音速战机的研制、改进工作并担任试飞员。经过全厂职工和工程技术人员5年的艰苦努力，攻克了无数技术难关，我也经历了200多架次高风险、高难度的试飞，帮助科研人员解决了8个关键性的技术难题，1969年12月，新型强击机研制成功。我驾驶着自己参与研制、改进的战机翱翔在蓝天，感到无比自豪！ 带弹安全着陆 我国第一颗实战氢弹研制出来后，周总理指示：担任投掷任务的飞行员政治上要最可靠，技术上要最熟练，飞行上要最有经验的团职以上的干部担任。我荣幸地被毛主席、周总理批准为用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超音速强五战斗机投掷中国第一颗氢弹的飞行员。 1970年11月30日，我怀着革命豪情到了西北核试验基地。我每天起飞进行艰苦的训练，先后投掷了150枚与氢弹大小相同的模型氢弹，最后又投掷了3枚与氢弹相同的遥测氢弹，经过180次试投训练，基本达到了技术要求，每次投弹弹着点离靶标中心仅12米。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中国第一颗实战氢弹在1971年12月30日13时爆炸。11时40分，我提前到机场认真地做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两次检查了携带氢弹飞机的各种仪表装置和发动机运转情况，科技人员多次检查了飞机腹部事先挂好的氢弹。我以迅速敏捷的动作跨进机舱，等待着起飞的命令。总指挥杨焕民、国家科委副主任朱光亚等几位领导到机场亲切地一一和我握手并祝贺：“杨团长，祝你成功！” 12时20分，机场指挥员宋占元师长根据核试验指挥部的命令下令：“2178，起飞！”机场塔台升起两颗绿色信号弹。我肩负着亿万人民的重托，聚精会神地驾驶着携带氢弹的强五K超音速战斗机滑出跑道，加大油门，把两台喷气发动机加到最大功率，以闪电般的速度隆隆地呼啸着向罗布泊核试验场冲去…… 12时45分，飞机已临近靶标中心，我又详细检查了各种仪表，当飞机到靶标中心9公里时，核试验指挥部发出了投掷氢弹的命令。我以激动的心情一拉驾驶杆，机头慢慢仰起来，飞机仰到45度时，我用力按了投弹电钮，并迅速掉转机头往回飞，但出乎意料，投掷装置没有动静，万里长空寂静无声。怎么回事？我愣了片刻又立即详细检查了所有电门开关，证明操作无误，于是我急忙向指挥部报告请求应急投。我驾驶着飞机重新校正了航线，采取应急办法，再次进入了投掷圈，按下应急开关，然而氢弹仍躺在弹舱里。我又用超应急方法第三次投，还是没有成功。 飞机上的油料只能飞30分钟了，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上，额头冒出了冷汗，怎么办？我急了，地面上所有领导和同志们都急了。我在空中一面盘旋，一面反复想：机上运载着一颗威力具有数万吨TNT当量的实战氢弹。跳伞，虽然个人最安全，但无人驾驶的飞机不知会落到什么地方，如果落到核试验基地，那里就成一片火海，一片废墟；落到观众区，上百万人的生命会……无数科学家、科技人员多年的心血将毁于一旦，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