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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 《形势与政策》 课程论文 （2010—2011年度第一学期） 所在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专业班级 高分子合成 学 号 20080800109 姓 名 贾汝锋 2011年 4 月 15 日 论文题目： 农民进城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摘要：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城镇人口迅速增加，带来了例如强迫农民变市民、农村耕地变城市建设用地、农民就业、子女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等很多问题。 关键词：城镇化、农民、住房、社会保障、合法权益 正 文：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说，目前公布的中国城镇化水平是47.5%，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还可能有一定水分。在 1990 年到 2011年的十几年里城镇化率由 22%上升到47.5%，城镇人口迅速增加，农民进城后给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很多问题。 首先是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有些地方违背农民意愿，强迫农民变市民、农村耕地变城市建设用地。伴随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在全国各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大力推进。一场让农民“上楼”的行动,正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进行。拆村并居,无数村庄正从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消失,无数农民正在“被上楼”。各地目标相同:将农民的宅基地复垦,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他们共同的政策依据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这项政策被地方政府曲解成为以地生财的新途径。一场新的圈地运动正在广袤的农村上演。“拆迁大戏”也一再刺激着公众的眼球，从唐福珍事件到如今已接近一年，拆迁的热度却丝毫没有减退。即使公众的舆论压力再大完全不能让“暴力拆迁”刹住车，反而在前阶段有愈演愈烈之势。每天的新闻总能看到哪里的拆迁又出问题了，前车之鉴并没有成为后事之师。一次次的拆迁血案总能牵出政府的不作为及“滥权”现象，从言到行，总有地方官员弃民于水火不顾。拆迁是一场宏大的工程，政府不能只有大局不顾小点，不能陷入盲目追求指标效益，不能唯经济利益是从，更不能丢掉必备的“人本精神”。上到国家，下到地方政府以及广大被拆迁者，都是拆迁的参与者，要想拆迁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还得各个环节共同努力。就算真要实施拆迁,也有一个根本性的前提条件必须保证,那就是:必须建立在公平交易基础上,必须限制地方政府权力滥用,必须保证农民的自由选择权利和获取土地收益权利。在此前提条件无法得到保证的情况下,这种城乡挂钩就是一种变相掠夺。 其次，农民作为低收入阶层，进城后的住房问题得不到解决。根据建设部课题组的调查，目前，拟在城市买房的农民工已占到21%，且多数愿意在目前就业城市购房。但74.1%的农民工能承受的购房单价在3000元/平米以下，19%能承受3000-4000元/平米，很少能承受4000元/平米以上；67.5%的农民工能承受的购房总价在20万元以内，21.2%能承受20-30万元。目前，大中城市最低价的房屋都远远高于他们的承受力。大部分农民工是由个人或家庭从市场租赁解决住房问题，但76.2%的农民工目前能承受的月租金在100-300元之间（占到月收入的20%左右），远低于城市现实房租水平。大部分农民工集中在“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租房，居住面积大多在7m2以下，配套设施不完善（无卫生设施，无独立厨房，生活设施差），居住条件恶劣，与城市户籍居民的居住水平差距越来越大。尤其是，近几年城市房价、房租增长过快，“城中村”等农民工集聚地改造加快，城市边缘不断向远郊区扩展，使得农民工的居住成本、通勤成本快速上升，生活受到较大影响。 另外，由于统计口径方面的原因，城镇化率存在“虚高”现象。我国城镇化人口的统计按国际惯例进行，即在城镇连续居住超过6个月，便统计为城镇人口。但实际上，仍有10%—12%的城镇人口是农民工及其家属，他们并没有充分享受到城镇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农民失去土地后就失去了生存的保障。很多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进城农民还享受不到应有的社会保障待遇。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政协副主席龚立群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坦言：“但是相比于城镇职工，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仍然较低、维权体系建设尚不健全，现行政策的实施效果与预期存在差距，难以满足农民工的实际需求。”在拥有9亿农民和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中国竟继2004年之后，会再次出现了大范围的“民工荒”：09年初，四川、重庆、贵州等农民工输出省市的地方官们还在为如何妥善安置上千万“失业”回乡农民工而犯愁；但仅仅几个月之后，曾经在金融危机的寒流中纷纷解聘雇员的东部地区企业，却又手持订单招不到工人了。与五年前一样，因为“民工荒”，农民工群体再次从“社会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