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职业流动与职业教育课程改革.docVIP

下岗、职业流动与职业教育课程改革 张学敏 陈恩伦 引言 下岗，在中国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名词。当“铁饭碗”开始裂缝的时候，中国人便使用“待业”这个词来表示在职人员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这一社会现象。也许由于“待业”这个词不能较确切地表达中国的实际情况，比如，到了法定成人年龄后而没有找到工作的人也叫待业，所以针对在职人员离开了自己岗位的现象，人们又用了“下岗”这个词来表示。其实，待业也好，下岗也罢，在中国都指的是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失去了原有的工作，与国外“失业”的概念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中国人几十年对“失业”这个词讳莫如深。直到90年代以来企业改革，人们才开始正视：完全消灭失业现象，必然以企业内部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为代价。因而，在几十年的“大锅饭”和“铁饭碗”经济体制改革业的改革下岗、失业这一步，以求效率的提高和效益的增加。集体企业和一些事业单位也存在同样的情况，下岗、失业在中国已经不是让人难以设想的事了。下岗人员也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特殊群体。职业教育也因应社会问题而作出调节和革新。 下岗与职业流动 据调查和不完全统计，中国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有2200多万以上的富余职工，已经下岗的职工有1100多万以上。上海、沈阳、福州、郑州、成都几个城市的下岗职工占职工总数比例分别为14%、23%、27.5%、14.8%、20-30%(李连仲，1998)。有些统计和估算更高，认为全国富裕职工高达6000万人(陈红爱，1997)。总体分析一下下岗现象，我们发现有以下“六多”的特点。 （一）中青年下岗职工多。24岁及以下的占67.3%，45岁及以上占7.7%。从劳动年龄的定义讲，有90%以上的下岗职工为中青年。 （二）低文化素质职工下岗多。52%的下岗职工为初中或以下文化程度。 （三）缺少技术专长职工下岗多。从下岗中国的工种看，绝大部分为普通技工或杂工，约占90%。 （四）女性职工下岗多。女性就业仅为总就业人口的40%，而下岗中女性高达50%以上。 （五）第二产业下岗多。在下岗职工中第二产业为最多，高达70.3%，在第二产业中，工业企业下岗职工占到91.5%，其中尤以制造业居多。 （六）企业职工下岗多。占下岗职工总数的63.6%(樊保力、程春，1998)。 对于上述特点，笔者认为从教育和职工素质及生产变革方面看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其一，文化低、技术水平低、工作经验不丰富、适应能力较差者易于被抛弃于现代工业化生产过程之外；这批人多数为“文革”期间的学习下乡“知识青年”，青少年时期没有受到良好的文化和技术教育。 其二，多年来国有工业企业技术老化、设备陈旧、管理落后，在市场竞争中缺乏优势，其破产、减产或突如其来的资产重组、转产等情况使大量文化低、无技术及适应能力较差的职工易于淘汰和下岗。 再就业与培训 中国出现的大量下岗现象，虽然是经济体制改革必然结果，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又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压力。国家对此也作出了许多解决措施，制定了不少鼓励企事业单位聘用下岗职工的政策，不断推出形式多样的“再就业工程”。这些方法在短期内及一定程度上解决现有下岗职工的“吃饭”问题是切实可行的，但是这样的“再就业工程”只能是应急措施。如何使中国的人口负担变为人才资源，从根本上保证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需要抓好教育这项最基础的工程。据国家劳动部门的预测，“九五”期间全国将新成长7200万劳动力，城镇为5400万左右，同期仅能安排3800万人就业。到“九五”末期，城镇失业率将达到7.4%(樊保力、程春，1996)。这个数字在发达国家也令人瞠目，因为宏观经济学把3%定为“失业警戒线”。未来几年内，农村新增加劳动力总量将达2.14亿，按土地容纳能力和“八五”的转移速度预测，未来几年只能消化和转移剩余劳动力7700万人，尚有1.37亿需要转移(经济日报，4月10日)。这些资料充分表明，中国在劳动力问题上未来的压力更大，仅仅依靠资金投入增加企业生产扩大就业容量是不够的，无论多么完美的“再就业工程”也不能解决更长远的、现今无法预测的“下岗”问题。所以，远而虑之，面对现代化工业生产和现代企业制度的今天和明天，唯有教育的改革，以新型的教育培养未来的中国职工，让他们较早具备换岗、职业流动所应该具备的文化、科学、技术知识和能力，才是一切“再就业工程”最好的基础。 职业流动特质 职业，是指具备一定生活素质和技术能力的人们为了谋生和发展而从事相对稳定、有收入的、专门类别的生活劳动，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原始社会初期并无职业可言，虽然在氏族成员中有自然分工，比如男子外出作战、狩猎、捕鱼，女子在家管理抚养子女、制作食物与衣着等，但还没有形成专门的职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们的祖先进入了畜牧兼农耕的阶段，社会分工开始逐渐形成。《礼记·礼运篇》中记载的“选贤与能”、“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