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之辨”影响下的中华民族融合.docx

“华夷之辨”影响下的中华民族融合 “华夷之辨”，最重要的核心在于区辨华夏与蛮夷，而主要的依据则是参照对中原文化的异同。华者，考《左传·定公十年》：“中国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故称夏”。古代华夏族群居于中原，为文明中心，而周边则较落后，因此逐渐产生了以文明礼义为标准进行人群分辨的观念，区分人群以文化和文明程度，而不以种族，合于华夏礼俗文明者为华，不合者为夷。“华夷之辨”思想的诞生本就是合乎当时先进文化群体的利益的，随着这种文化思潮的兴盛，恰值东周末年，诸侯称霸，孔子着春秋大义，提出尊王攘夷，发扬文化之大义。迎合市场的“华夷之辨”变与儒家思想相互融合，并最终发展并形成现在的格局。按照历史上的“华夷之辨”典型事件来总结分析，其类型大致可以分为血缘衡量标准，地缘衡量标准，衣饰、礼仪等文化衡量标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并不存在发展与继承的关系，也基本上鲜有同时出现，不同时期“华夷之辨”的形式对应当时文化交流的不同方式。总的来看，在先秦以后，在“华夷之辨”上占据主流的是以文化因素，以血缘及地域进行衡量的观点一般在华夏面临严峻威胁即遭遇严重入侵和灾难时才稍占主流，而这主要也是为了保护华夏文明与尊严。回首古代中国的民族融合，方式大抵以一方的征服和另一方的妥协方式呈现，因而分析“华夷之辨”对民族融合的影响时，上述三个类型均有涉及。民族融合第一时期：先秦至汉朝先秦至汉朝这一时期应属于“华夷之辨”理论的诞生和形成时期，而这一时期“华夷之辨”的类型也明确归属于以衣饰、礼仪等文化衡量标准阶段。主要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从众多的民族文化中分离出来，并成为周围其他文化的先驱，一方面对中原文化加以肯定，另一方面对其他的民族文化进行否定和同化。孔子作《春秋》强调“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的理念，也就是说， 夷狄到了中原地区，习用了华夏文化习俗，他们就成了华夏族，而中原华夏族如果进入了边远地区，习用了夷狄的文化习俗，他们就成为了夷狄，是夷狄还是华夏不在于血统，而在于所习用的文化，就是说“华夷之辨”不是血统上的区别而是文化上的差异。 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于其大一统思想在关于民族问题的处理上，提出“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 于天下。”的论述。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方式，则体现为文化优势更明显的中原封建王朝用暴力方式对周边的少数民族经行侵略、扩展，同时也积极推动与各个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和融合。具体的民族融合事件有：周朝，华夏族中就涵盖了共同尊奉黄帝为始祖的夏、商、周三族的“华人”，同时又有了华夏式的戎人，氏人，和夷人，及至春秋战国时期；张骞出使西域；西南夷和百越的归入；丝绸之路的开通等。民族融合第二时期：隋唐时期隋唐这一时期属于“华夷之辨”单项顺利推行的阶段，将“华夷之辨”进一步上升到“华夷一家”的层次。就其类型来看，这一时期“华夷之辨”主要属以衣饰、礼仪等文化衡量标准阶段，也就是中原文化以先进文化的姿态向其他的民族文化进行扩张并与之融合，相较于前一时期在文化的传递过程中也有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做到了兼容并包。隋唐时期各族的迁徙、经济文化交流与民族大融合，也是我国许多民族迁徙混合和融合时期。在北方，匈奴、先辈、羌的相当部分通过这一时期，与汉族融合了；在南方，由于汉族的政治中心南移和大批汉人南迁，促进了南方社会的发展，对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也为之加强。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方式需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中原汉文明业已形成并逐渐发展成熟，在民族融合方式上采取的主要是文化层次的渗透与推广。另一方面，作为文化弱势的一方，各个少数民族则是以文化上的吸收和人口的流动方式来适应这种文化和民族的融合。具体民族融合事件：唐高祖制定“怀柔远人，义在羁縻”的民族政策，唐太宗命各部落首领为都督、刺史，文成公主入藏，金城公主吐蕃和亲等。民族融合第三时期：魏晋南北朝、宋元宋元时期的“华夷之辨”随着中原政权与各个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实力的变化也相应产生了同步的变化，主要体现为“华夷之辨”由一方的单一主导逐渐向多元共主的新趋势发展，文化交流客观上实现了各个文化的平等交流。。就其类型来看，这一时期是以血缘衡量标准和地缘衡量标准来实现的，这样的结果主要是得益于当时汉政权的软弱和少数民族的崛起。宋朝“华夷之辨”的衡量标准由血缘、礼制宗法文化衡量标准阶段向单纯的文化衡量标准或地缘衡量标准阶段演变，更强调“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实际情况是，在先秦以后，在“华夷之辨”上占据主流的是以文化因素，以血缘及地域进行衡量的观点一般在华夏面临严峻威胁即遭遇严重入侵和灾难时才稍占主流，而这主要也是为了保护华夏文明与尊严。元朝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则天然对“华夷之辨”所倡导的文化比较有着反抗，同时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