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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寻和搜寻理论 “搜寻（search）”一词最先由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Stigler）提出。他把“搜寻”定义为：某一买者要购买时，总要询问许多卖者以确定最合适的价格，这样的现象叫做搜寻信息不对称和价格的离散性是搜寻的前提。如果信息是完全对称的，买者从一开始就知晓商品的价格分布和地理分布，那么买者不需花费任何成本就可以买到使他效用最大化的商品；如果价格不是离散分布而是连续分布，那么买者可以根据已知价格推断未知价格，搜寻的成本和时间都可节省。但现实并非如此，所以需要搜寻。斯蒂格勒的搜寻理论这样表述：为了使购买者的效用最大化，他需要不断搜寻更多的价格，直到从购买中得到的预期节约额等于再多拜会一个销售商的代价为止。然后，他停止搜寻，从他遇到的报价最低的销售商那里购买产品。 搜寻理论把搜寻分为固定样本搜寻和连续搜寻。该理论认为，人们对信息的搜寻是有成本的。既然存在搜寻成本，那么，对搜寻者而言，他所面临的选择就是：“搜寻”或“停止搜寻”。如果搜寻者决定“停止搜寻”，就意味着他在已有的机会集合中选择一项行动，搜寻过程结束；如果搜寻者决定“搜寻”，就意味着他继续搜寻新的选择对象。必须指出，随着搜寻次数的增加，获得自搜寻的边际收益总是下降的。当搜寻活动使搜寻的预期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搜寻活动才会停止。这里，搜寻额外价格的预期边际收益是指追加一次搜寻所带来预期最低价格的减少量乘以购买量。搜寻额外价格的边际成本由时间、交通费用、信息费用构成。 人力资本积累和物质资本积累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两大支柱，但是在二寸一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经济学家仍然把人力资本视为一种均值的自然享赋，直到五十年代中期经济学家在发现工业化国家的产出增长率大大高于劳动和资本投入增长率而形成的增长“残差”(RobertSolwo，1956)时，才一意识把人力资本投入单纯地视为量的增加而不考虑质的改进是有问题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著名经济学家舒尔兹(TheodoreW.Sch。ltZ，1961)结合经济增长问题的分析明确的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他把人力资本投资划分为四类:教育投资、在职培训、劳动力流动和健康投资。其中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以及劳动力与工作岗位之间的配置效率是影响劳动力市场效率的一个关键因素，对己有的人力资本存量的利用效率以及经济的长期增长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最早开始着手进行一般人力资本流动理论的是斯蒂格勒(Stigler，1961，1962)和麦科尔(MCcall，1965)提出的工作寻访模型。自此之后，工作寻访就成为了现代劳动经济学分析的主要范畴之一。并且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开始，以帕森斯(Parso。s，1973)、乔瓦诺维奇(Jovanovie，1979)、戴尔蒙德(Diamond，1984)、匹萨里迪斯(PISSarideS，1982)、摩滕森(Mortensen，1970，1986，1999)和麦克纳(MeKenna，1985)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开始在放松瓦尔拉斯经典劳动力市场理论中关于劳动力同质性和市场信息的完全性和对称性假设，以劳动者和就业岗位的异质性以及劳动力市场信息的非对称性和非完全性这种更加接近于现实经济的假设条件下，对微观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作寻访行为以及整个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匹配效率进行了研究并且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其研究成果对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就业管理政策，社会福利政策，教育培训政策以及工资政策等等都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 工作寻访理论的发展 寻访理论主要是针对市场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在一定的行为假定条件之下，描述个人如何采用一套理性的决策法则，进而推演出合乎理性逻辑的结果。即运用一些特定的、不完善技术对资源配置进行分析，这些技术用于告知经济行为者交易机会、并且把市场上潜在的交易者聚集在一起。但至今为止，寻访理论应用最为广泛的领域还是在劳动经济学中对工作寻访行为的分析川。 自从斯蒂格勒发表了《信息经济学》(1961)以及《劳动力市场的信息》(1962)以来，对工作寻访行为的分析主要沿着两条主线。其一是从斯蒂格勒(1961)提出的“最优样本规模法则”，也就是所谓的“斯蒂格勒决策法则(Stiglerdecsiionrule)，。其后许多经济学家，尤其是摩藤森(1986)和麦克纳(MeKenna，1987)对如何确定取样企业最优数量的“最优样本规模法则”理论发展做出了进一步的贡献。这一理论的主要方法是寻访者以追求最高工资期望值与寻访成本的差额最大化为目标，在每一家厂商提供不同的工资条件下选取最适的厂家数量作为寻访的对象，然后根据新古典的最优化理论，人们将持续的寻访到这一数量，使得进一步寻访的边际收益将等于边际成本，这样寻访者接受其中可以得到的最好工作条件的岗位。 因为这是一种非序贯决策的工作寻访方式，所以这种研究方法并不能很好的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