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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学与犯罪学之间关系的辩证思索 高维俭 【摘要】被害人学与犯罪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学界的一个宿疑。该理论问题非常根本、关键，而分支说和独立说的争议却始终莫衷一是。如果将发展变化、整体宏观的辩证思维运用于该理论问题的思索，问题可得迎刃而解：两学科之间的关系是发展变化的，且终应走向学科整合。 【关键词】被害人学；犯罪学；关系；辩证思维；发展变化；整体宏观；学科整合 被害人学[1]（Victimology）和犯罪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具有基础理论意义的重大问题。然而对于该问题，学界还远未形成共识，有关的争议观点却似乎各有道理，这成为困扰两个学科发展的宿疑。申言之，该问题必须予以理清，否则，有关刑事学科的发展就会因此而受到根本的阻碍。本文中，笔者试图以辩证思维的方法来理清这一重大理论问题。 　 一、被害人学的产生及其学科定位的宿疑 　 1．犯罪中心主义的反思以及被害人学的产生 　 现代刑事学科理论体系[2]，含犯罪学、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刑事政策学等，是以犯罪为中心构建起来的学科群。各学科联系的主线即犯罪。这一阶段刑事学科理论的研究以犯罪为出发点和归宿，即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围绕犯罪者及其行为来进行。这就是笔者所谓的刑事学科理论体系的“犯罪中心主义”。 　 “犯罪中心主义”的刑事学科理论体系几乎完全将作为刑事问题主角之一的被害者及其行为抛弃至被人遗忘的角落。对被害问题的认识上，有关的刑事学科理论体系停留于一种感性的意念，似乎将被害问题作为了犯罪问题的“影子”，而缺乏一种理性的自觉。这是犯罪中心主义的基本特征。在犯罪中心主义的刑事学科基本概念体系中，学者们一般认为：刑事等于犯罪{1}。基本概念是对理论的高度概括和反映。“刑事即犯罪”、“犯罪即刑事”的观念就是对“犯罪中心主义”的最集中概括。也正是这种片面构成了犯罪中心主义的理论基点。辩证宏观地思考一下，刑事等于犯罪吗?笔者认为，刑事之“事”不仅是犯罪之事，还同时是被害之事，是犯罪者和被害者同为“主角”之事。另外，刑事（社会）环境的影响作用也是其中的一方面要素[3]。 　 二战的巨大灾难性及犹太人被害的触目惊心触发了一大批仁人学者对人类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及理论反思。在刑事问题方面，一部分法学及社会学学者率先突破“犯罪中心主义”的樊笼，开始对现代刑事学科理论体系及有关的社会实践状况进行反思。可以说，二战是被害人学产生的直接历史机缘。 　 率先对现代刑事学科理论体系进行反思的学者中，有两位不可不提：即耶路撒冷的律师本杰民?门德尔松（Ben—jamin Mendelsohn）和德国犯罪学家汉斯·冯·亨蒂（Hans von Hentig，1887—1974）。一说认为，是前者创造了“被害人学”一词；而另一说认为，是后者{2}。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位学者成就被害人学的奠基之作，即汉斯·冯·亨蒂于1948年发表的《犯罪人及其被害人》（The Criminal and His Victim）一书；本杰民·门德尔松于1956年在《国际犯罪学及警察技术评论杂志》上发表的《生物一心理一社会科学的一个新分支：被害人学》（A New Branch of Bio psychosocial Science：Victimology）一文。加上德国精神病学家亨利·艾伦伯格于1954年在《国际犯罪学及警察技术评论杂志》上发表了《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心理关系》（Relations Psychologoques Enter Le Criminal et sa Victime）一文，这三部著述被认为是被害人学产生的标志。被害人学的产生是刑事学科界反思犯罪中心主义的阶段性、标志性成果。 　 我国的被害人学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舶来品”。其中，80年代中期有关的学者发表了一些翻译和介绍性的文章；后期（1989年），有三部著作问世：即张智辉、徐名涓编译的《犯罪被害者学》（群众出版社），赵可主编的《被害者学》（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和汤啸天、任克勤编著的《刑事被害人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被害人学能在我国“生根”并茁壮成长也少不了其必要的因缘——历史文化的积淀、犯罪的严峻形势（尤其是80年代初后）和传统刑事司法的不足，以及学界在刑事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应运而生的对犯罪中心主义刑事学科体系的深入反思等。 　 2．被害人学与犯罪学之间关系的学界争议——一个理论宿疑 　 该问题肇始于被害人学诞生之初，且至今悬而未决。在西方，门德尔松坚持被害人学是一门独立于犯罪学的学科；而亨蒂和艾伦伯格则认为被害人学是犯罪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这也是三位被害人学鼻祖的最大分歧{3}。在中国，这种分歧也同样存在。张智辉、徐名涓、赵可、汤啸天、任克勤等几位学者持独立学科的观点，绝大部分的犯罪学学者和一部分被害人学学者持分支学科的观点。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