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的地域文化中.docVIP

在中国古代的地域文化中，古代四川文化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说“四川的文化兼备了文治武功的伟大性”也许言过其实，但“历代文人产生于蜀中者往往擅名天下”（柳定生：《四川历史》，国立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编辑（1940）。）却是事实仅就文学而言，明人何宇度就曾赞叹：“蜀之文人才士每出，皆表仪一代，领袖百家。汉如扬雄，王褒，司马相如，唐如陈子昂，李白，宋如苏家父子，元如虞集，岂他方所能比拟！”[何宇度：《益部谈资》卷上。]但是，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价值的创造，而且也是价值的积累。价值的积累是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是起伏不定的。古代四川文化也不例外。我们只要对古代四川文化的发展历程做一整体考察，不难发现，它的发展过程是呈“马鞍型”的，从先秦到明清，前后经历了两次大起大落。 一 　　古代四川文化的第一次起落从先秦延及南北朝，而两汉则是其辉煌的顶峰。 　　古代四川文化源远流长。从考学文化的角度看，它同中原文化，海岱文化，楚文化一样，也是我国古代文化发生发展的最早类型之一。近年来所发现的三堆等文化遗迹即为明证。但是，在秦统一之前，它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因此在文化分析上，缺比较的条件，显得十分沉寂。《华阳国志序》说：“……及国之末，服事于秦，首为郡县。……故《蜀纪》曰大人之乡，方大之国也。至于汉兴，反而荒服而无书学乎？《汉书》‘郡国之有文学，因文翁始’。若然，翁以鲁当无文学哉？……[引自《蜀中广记》卷96]对汉以古代四川文化的沉寂现象提出了怀疑和诘难。元人费著在《元成都志序》中，将这种怀疑和诘难进一步发挥。其云：“……谓三代而下，秦惠伐蜀而后得与中国通，文翁兴学于成都而后得于齐鲁比，不端本于夫子删定之经，惟迁史之言是信，亦学者之过也。若曰周衰而诸候叛，蜀据阻自安，职贡废而文教驰，秦惠伐之而后道路通，文翁（兴）学而后风化复，斯可矣。舍《诗》，《书》，断自秦汉以论属则未可以也。……[引自《属中广记》卷96。] 　　这种怀疑和诘难尽管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但事实上却难以成立。张岱年先生认为：“思想意识必须实物化，表现在实际的事物上。哲学家一定要有著作或语录。没有这些，一个哲学家在历史上也就起不了什么作用。著作就是思想的表现。文学家要有自己的作品，诗人要写诗，画家要画画，也就是说，思想观念一定要表现在实物上。这是文化的重要内容。”[张岱年：《中国传统文化的要析》，载《理论月刊》1986年7期。]因此，我们考察古代四川文化的第一个起落时，不得不从它的高峰点——两汉时期着眼，而对这以前的古代四川文化，只能从逻辑上判定它存在着一个由低到的上升过程。沿着这种上升轨迹，到里汉文帝以后，四川的古代文化勃然而兴，人文蔚然。唐人卢求说：“自汉兴至哀，平，……英伟命代之士，其出如林。玺书束帛，交聘于梁益之地矣。虽鲁之洙泗，齐之积下，未足多也。”[卢求：《成都记序》，引自《蜀中广记》卷96。]卢求的话，是基本接近实际的。?当时，在文学领域内，“司马唱成都，嗣音得王扬”?[王安石：《送与可通判邛州》，引自《丹渊集》附录《诸公书翰诗文》。——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相继而出，宛如三颗巨星，辉映汉赋的世界，“其辞其道，皆为天下之所宗式”[田况：《进士题名记》，引自《四川通志》卷41《艺文三》。特别是司马相如，更是“表仪一代”的人物。他所创立的汉赋，不仅创造了新的审美表现形式，为中国的文学园地提供了新的品种，而且真正开始了对自然事物正面的、对象化的审美观照，体现了人们的审美视野由社会生活向外部自然环境的拓展。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具有开创性和座标性的。[参见黄广华、刘振东：《从审美角度看司马相如的赋》。载《文史哲》987年3期。 　　在天文历史律领域内，以阆中为中心，产生了一个著名天文学历律家群。其中，落下宏、任文公，扬进宣、张叔、周舒、周群、周臣都以长于历律灾异而名闻于世。特别是落下宏，他不仅与唐都、邓下平等人制订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太初历》，而且还与耿寿昌合作，创制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台较完备的天文仪器——浑仪。另外，在测算日食周期、推算五大行星的会合周期上，他也创立了世界天文史上的奇迹。 在经学领域内，由于文翁兴学，使蜀地涌现出了一大批研究经学的学者。其中，张宽治《春秋》、杜抚治《诗经》、董均治《礼经》、任安治《易》，都较有特色。蜀人研究经学最有特色的还是《周易》。由于汉代治《易》，重象数、好说阴阳灾异，不脱卜筮之书的范围，与巴蜀尚鬼信巫的社会习俗较相吻合，所以当野时蜀人治《易》，在全国独树一帜，有一套风格迥异的体系，另外，训诂之学，由于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杨雄的《方言》和《训纂篇》等著作的问世，故而在蜀地也颇有根基。 　　在其他文化领域内，当时也是异彩纷呈，如医学，涪翁以其《针经》一书，名动天下，而其弟子程高，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