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犹太教对马克思的影响_477508860.docVIP

1,论犹太教对马克思的影响 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对资本主义传统社会毫不妥协的革命者、批判者，同时也是一个吸取了多种文化滋养的巨匠，正因如此，犹太教对马克思的影响不应被忽略。本文将犹太教对马克思的影响主要概括为：一是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犹太教对马克思精神气质的影响；二是犹太教对现实的、社会的“人”的重视与马克思思想的主旨具有一定的暗合性；三是与基督教的“博爱”、“来世精神”相比，犹太教更突出了“平等”、“公义”和现实生活，这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无情批判有一定联系；四是马克思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犹太教与对资本主义金钱崇拜的批判直接对应起来；五是马克思的著名格言“宗教是人民鸦片”等蕴含着明显的犹太情怀。 无论从父系或者母系来看，马克思都是出生于一个纯正的犹太世家。他的祖父马克思·利维是一个犹太拉比，马克思的伯父是特利尔城（Trier，马克思的故乡）的首席拉比。马克思的祖母爱娃·里沃夫也出身于犹太拉比世家，里沃夫家族产生过不少著名的犹太宗教学者。马克思的母亲罕丽达·普列斯波克也同样出身于一个古老的荷兰拉比家庭。马克思的父亲希尔舍·马克思35岁（1817年）时宣布放弃犹太教信仰，成为一名基督教新教信徒，并把自己的原来名子“希尔舍”（Herschel）改成一个基督教名“亨利希”（Heinrich）。1824年，亨利希·马克思让他的6个孩子都接受了基督新教洗礼，此时，马克思只有6岁。从中学时代的作文中，人们很容易发现马克思有着较浓厚的基督教情怀：“和基督一致是绝对必要的，没有这种一致我们就不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没有这种一致我们就会被上帝抛弃，而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们。”[①]“一切道德的行为都是出于对基督的爱，出于对神的爱”。[②]随着思想的逐步以展，后来马克思成为一个宗教批判的领袖人物，在博士论文中，他借着普罗米修斯的口说道：“老实说，我痛恨所有的神”[③]。在以后的思想发展中，马克思不仅认识到“宗教的存在是一个缺陷的存在”[④]，而且发出了对转入云霄之中的宗教王国的世俗基础“革命化”的呼唤[⑤]。 犹太教家庭可能对于马克思产生的特殊影响、西方传统文化强烈的基督教情节，以及成年以后的无神论思想倾向，为人们正确地评价马克思思想与犹太教的关系增加了一定的困难，与此同时，也增添了许多值得人们思考的新内容。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我们的思想界，只能见到为数极少的几篇关于马克思同犹太教之间关系的研究论文，因此，重新探讨犹太教对马克思的影响是必要的。 一、被夸大了的犹太教对马克思的影响 当代一些神学家、思想家指出马克思思想的特质与犹太先知具有相当多的共同性，指认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保留了无法抹去的犹太思想的根本特征。他们强调马克思思想与犹太—基督教救赎史末世论的密切联系，在将马克思思想解读为“自然主义”、“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的同时，相信这些观念背后隐藏的就是犹太弥赛亚主义的推动力。在我们看来，这些思想家们正在有意无意的夸大他们的这种“发现”，主要表现为： 第一，否认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革命意义，夸大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与犹太教的关系。对于伯兰特·罗素而言，马克思思想无非就是“十九世纪中叶一个性喜反抗的德国中产阶级犹太人特有的情绪的表现。”[⑥]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马克思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念“支配了他的一生”，在他写的东西里面“都隐含着他的那些貌似科学的预言的感情基础”[⑦]；二是他有着“一种只能从有神论找到根据的宇宙乐观主义。”[⑧]罗素这种对于马克思的评价与他先前的观点保持了一致：“正是这种夙为基督教或犹太教人士所熟悉的感情内容使得马克思的末世论有了信仰的价值”，因为“犹太人对于过去和未来历史的理解方式，在任何时期都会强烈地投合一般被压迫者与不幸者”[⑨]。沿袭着这种思维模式，宾克莱宣称：如果“把马克思作为一个哲学家、预言家或一个新现世宗教的创始人，或者甚至当作一个‘价值立法者’（借用尼采的说法），我们就可以对马克思的重要性认识得更清楚一些。”[⑩]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必然到来的信念，都可能是早年从他父亲那里学来的。”而且会“令人想起公元（前）八世纪希伯莱的先知”[11]，在宾克莱眼中，马克思更象《旧约》中的“先知阿摩司”[12]，因此，马克思首先应该是“一位道德家”或“宗教家道德”，而不是“一位经济学家或历史哲学家”[13]。 第二，否认马克思思想现实性、世俗性等与宗教的根本区别，夸大犹太教历史观与马克思历史观的联系。汤因比认为，马克思“创造了第四种犹太教”，即马克思主义，因为它“像佛教一样，在理论上是无神论的；但像达尔文主义一样，马克思提出了一个替代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上帝耶和华的东西。达尔文的代替物是自然，他相信自然选择的活动使‘适应的物种’保存下来。马克思用来取代耶和华的是‘历史必然性’，它的‘选民’是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