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京派及其沈从文的文学创作.ppt

第四讲 “京派”及其沈从文的文学创作 二、沈从文及其文学创作 周有光夫妇和沈从文夫妇（左起：张允和、周有光、沈从文、张兆和） 沈从文城乡对立的文化品格 沈从文是一个始终怀有单纯明晰而又坚定执著人生信仰和理想追求的作家； 他热爱生命，崇尚自由，向往真善美的人生境界； 带有原始意味的湘西文化，培养了他独特的文化观念，一种以“人与自然契合”为核心的文化观念； 他认为，自然是人性的本体，只有合乎自然与自然浑然同一的人性，才是健康、健全优美活泼自由自在的人性，这种人性只存在于湘西乡土文化形态之中。 相反，堕落的现代都市文明只会滋养病态人性； 要改造这种病态人性，必须弘扬淳朴粗犷的乡土文化和诚实善良、生命力旺盛的“乡下人”性格； 他由此树立起强烈的城乡对比意识，并力图通过小说创作来表现乡下人与城市人两种性格的差异，讴歌礼赞乡下人健康优美的生命形式和雄强勇武自由自在的人性，讽刺批判城市人委靡病弱颓废的生命形式和冷酷自私的人性堕落； 这种城乡对立的文化性格，寄寓了沈从文独特的爱与美的生命意识与民族性格重造的文学理想，即通过人性的健康生命形式重铸民族精神。 “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的鲁迅，曾指出“立国之本首在立人”，并以文艺作为改造国民性的工具； 192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民族危机日渐加重，并以阶级解放与民族解放为宗旨的政治救亡逐渐成为社会主潮，而文学则作为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不同的是沈从文文学的“人性”思考，主张通过文学作品向国民传播高尚圣洁的“人情美、人性美”，并逐渐培养起他们正直、友爱、自由、健康、健全的生命形式和“人性”操守，并由健康的生命个体延及整个中华民族； 这种用文学进行“人性” 启蒙以救赎国民灵魂重铸民族精神的文学理想与左翼文学和抗战文学主潮是相异而独特的，这也只能使沈从文只能孤独地走在改造“国民性”的文学道路上。 都市讽刺小说 根据沈从文的文化品格，他的小说创作可分为湘西系列小说与都市讽刺两类： 都市讽刺小说主要以《八骏图》、《绅士的太太》、《都市一妇人》等为代表。 《绅士的太太》一文开头写道： “我不是写几个可以用你们的石头打他的妇人，我是为你们高等人造一面镜子。” 这可为沈从文城市讽刺小说的一个总的序言。 在这类小说中，他从一个 “乡下人”的眼光出发，用这面镜子映照出了上流社会道德沦丧的种种面影，以自然人性的道德尺度鞭挞所谓文明社会人性的堕落和扭曲。 《绅士的太太》写两个绅士家庭内部绅士淑女们的种种丑行：绅士在外偷情，太太出于报复与另一绅士家的少爷通奸：而那位少爷在与父亲的三姨太乱伦的同时，又宣布与另一名媛订婚。 在物欲横流的社会，这些所谓的高等人是精神空虚、道德堕落，最终异化为两足低等动物。 《八骏图》则以犀利的讽刺之笔画出八位教授的精神病态，受现代文明压抑，他们生命力退化，人性被严重扭曲；表面上道貌岸然，内心深处却龌龊不堪。自以为是人类精神的传承者，却被传统文化牢牢束缚，导致了人性的残缺、扭曲、病态，甚至是人格的分裂。 《都市一妇人》那位饱受男性抛弃的女性，为保全自己不再被抛弃的命运，她亲手毒瞎比自己小得丈夫。 在这些作品中，都市现代文明熏染下的上流社会的世态人情，被沈从文逐一剥去了堂皇华美的外衣，暴露出肮脏丑陋的本相； 在他笔下的学者名流、绅士贵妇、俊才淑女们貌似聪明、高贵、风雅，而其本质则是愚蠢、庸俗、卑琐、虚伪，通过这些“高等人”的种种日常生活情状与行为，上升到精神审视的层面，以实现对病态人性的理性批判。 但他批判的锋芒并非完全指向个人，而是把人性扭曲畸变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现代文明”对个人的压抑刺激和诱惑。 他的这类都市讽刺小说的另一意图，也是通过现代都市背后的丑陋而张扬他笔下湘西世界的美。 湘西系列小说 沈从文的湘西系列，以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是他湘西小说负载的内容。 这类小说通过男女之爱、亲属之情、邻里之睦的细腻刻画，生动展现了湘西人健康、优美、和谐、淳朴的民风、民情，表达了作者的生命理想与文学理想：男女之爱不悖乎人的本性的自然之爱； 这种爱也是为了突出“湘西世界”和谐的人伦关系——作品没有惊心动魄的社会巨变和激烈复杂的矛盾冲突，只是人们的和谐生活。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不是一个充满纷争的和谐的人伦世界，这与作者所面对的现实世界形成了截然的对照，他是想用“湘西世界”的美去烛照现实世界的“丑”然后去寻求“民族的重建”。 表现之一——神性的赞美 作为对这种人生形式表现极致的，便是对超越“湘西现实”古老民间传说“神性”的赞美； 在沈从文的文学观中，“神性”就是“爱”与“美”的结合，从未有现代文明之前的历史中寻找理想的生命形式，借此赞颂人性的极致——“神性”。 如《月下小景》、《阿黑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