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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过程中林农收入增长原因、森林生态保护和可持续经营风险及防范对策建议时间：2011-1-12 14:12:50　 　点击：718 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林农林业收入增长及其原因 1、林农林业收入增长基本情况 对2484户调查数据显示，2004年全省农民人均林业总收入404.15元，2005年增加到529.16元，增加125.01元，增长了30.9%。2006年预计增加到682.87元，比2005年增长29.0%，比2004年增长69.0%。 2、林农林业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 一是林业税费调整政策的效应明显。江西省从2004年9月1日起，全面实行了“两取消、两调整、一规范”的减轻林业税费政策。2005年全省林改政策性让利7.52亿元，全省农民人均从林改政策性让利中直接增收23.5元。 二是主要木竹销售价格上升带动了林农收入增长。调查表明，在林改政策推进期间，全省各地木竹销售价格呈现出全面上涨的发展趋势。其中，杉原木、杉条木、松原木、松条木和阔叶树木材平均销售价格依次分别上涨50.42%、49.02%、43.59%、42.81%和41.60%，毛竹平均销售价格上涨了79.47%。 三是森林资源流转价格上升带动了林农收入增长。分别对杉木林、松类林、阔叶林、毛竹林及荒山等不同类型资源流转价格的调查统计数据分析表明，杉木林平均流转价格上涨了107.97%，松类林平均流转价格上涨了120.0%，阔叶林平均流转价格上涨了97.98%，毛竹林年均租赁价格上涨了309.42%，流转价格上涨了326.32%，荒山年均租赁价格上涨了257.69%，荒山流转价格上涨了273.33%。 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带动林农林业收入增长的同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风险 1、政策性让利在促进农民林业收入增长过程中的公平问题 减免林业税费，是林权制度改革政策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措施，其直接目的是为了提高农民林业收入。调查发现，在林权制度改革初期，农民并不是让利政策的最大经济收益者。在多数情况下，农户仍以较低的价格成交出卖自己的山林，从中得到了部分政策性让利。其中原因主要有：一是竹木经营者利用市场价格和收购价格之间的巨大差异，获取了大部分的政策性让利；二是多数山区农民家庭经济状况不佳，他们在获得了林木经营权和处分权后，迫切希望通过出卖林木和林地资源迅速获取现金收入以缓解家庭经济困难，在交易谈判过程中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失去了部分政策性让利。三是交易方式简单陈旧。一些农户由于缺少劳动力和前期经济投入能力，无法完成大面积的森林采伐作业；而且在现行的木材采伐指标审批和分配机制下，农户要获得采伐许可证的成本相对较高，申请采伐小面积林木许可手续的交易成本更高。农户为了减少繁琐的手续和避免劳动力短缺，通常是将自家的一片山林估价给竹木经营专门机构和个人，由后者组织采伐并包办各种林木采伐行政许可手续。在这一过程中，农民缺少必要的资源评估技术，也缺少专门评价机构的技术支持，对税费减免政策以及竹木市场价格变动情况又不能及时了解和掌握，在交易过程中失去了讨价还价的技术支撑；木材经营商还尽量有意识地采用“信息欺诈”策略，恶意低估和少估林木质量和数量，致使农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失去了自己的利益。 2、 竹木价格增长引发的森林资源保护和可持续经营管理风险及其原因分析 （1）森林资源保护面临的风险及其原因 竹木价格的增长，一方面对于提高林业经营者尤其是农民林业收入的增长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竹木价格的持续上升又对森林资源质量提升和保护带来了潜在的威胁，进而影响农民林业经济收入的持续增长。首先，木材价格的增长刺激了采伐木材的冲动。在让利政策与社会商品物价上涨因素的乘数效应作用下，木材经营活动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暴利”。在利益的驱动下，阶段性的木材采伐冲动得到了空前的激励。其次，我国集体森林资源经营粗放、林地生产力低，资源存量和质量均难以承受过量的采伐。事实上，中国集体森林资源问题是长期历史的产物，集体林分到农户后这一问题在短期内不可能得到解决，而以家庭为主的林业经营组织形式进一步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 导致森林资源非制度理性采伐行为的具体情况比较复杂：一是农民在获得集体林经营权和处分权后，对政府政策的稳定性仍存在疑虑，在预期不稳定的情况下，农民希望尽快采伐或转让林木获得经济收入。在拥有林地面积小、分布不集中但现有资源条件比较好的农户中，多数人更希望快速出让或非法采伐林木。二是主体改革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林业部门没有及时将新的林权证书发放到农户手中，许多林地实际上处于主体法律地位未定状态，致使在历史上存在产权纠纷的林地上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乱砍滥伐现象；三是按照政策规定，一些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承包经营（协议山）、租赁经营或股份合作造林已形成林分的林地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