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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的官民之别 明清官员俸禄低，严重影响生活，似乎是人们的一个共识。　和唐宋官员相比，明清官员的工资的确少得可怜。唐宋时期，一个人一旦当了官，不仅有了一份优厚的终身保障，留下的遗产供一两代子孙坐吃山空也是没有问题的。北宋是文官的天堂，穷书生一旦科举入仕，转眼就有能力营建府邸锦衣玉食——这还是依靠正常的合法的收入，不贪不占。到了明清，靠工资过好日子就成了梦想。北京城内不知有多少官员，领了工资就月光，只好频繁出入当铺。有穷京官填了曲子，诉苦：“淡饭儿才一饱，破被儿将一觉，奈有个枕边人却把家常道。道只道，非唠叨，你清俸无多用度饶，房主的租银促早，家人的工钱怪少，这一只空锅儿等米淘，那一座冷炉儿待炭烧，且莫管小儿索食傍门号，眼看这哑巴牲口无麸草，况明朝几家分子，典当没分毫。”　其实，明朝和清朝支付给官员的俸禄并不算低。清朝一个七品知县的年俸是45两银子，平均月薪四两。当时，江浙一带富豪人家支付给家庭教师的束脩也是每月四两左右。京城的王爷们，支付给家庭教师的月薪大约是四五两。能进入富豪人家或者王府教书的，都是饱学之士，一般的教书先生还拿不到那么高的月薪呢。教师先生们全靠束脩养家糊口。有的读书人教学相长，用这笔钱养家的同时，还有余钱参加一级级的科举考试。　知县和“特级教师”收入相当，为什么教书的能生活得好好的，当官的就衣食无着了呢？更何况，知县还能享受免费府邸（县衙）、公费医疗（地方医官）和大批可供驱使的免费劳力（书吏、差役等）。老百姓们可没那么多便利，时时处处都得掏钱。同样的收入，官员应该生活得比老百姓更好才对。　明朝官俸的制定者，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五年专门解释了俸禄标准是如何确定的。他把大小官员的俸禄转换为粮食，再根据亩产量和使用的劳力，推算出大小官员的俸禄相当于多少农民的年产出。推算的结果是，一个七品知县的俸禄，相当于五个农民辛勤耕作70多亩田地的年产出。朱元璋特意颁布《醒贪简要录》，收录自己的推算，以此告诫天下官员：你们的俸禄不低了，要对得起农民伯伯的血汗付出！　但是，朱元璋把官员们和平头百姓相提并论，官员们却不愿意侧身于普通百姓之中。他们要过的不是普通百姓的生活。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吃穿用度都要最好的；而且要有丰富的文娱活动，要有频繁的交际应酬。凡此种种，哪样不要银子，合并起来又哪是区区的俸禄能够支付得了的？这就是五个劳力、70多亩田地的产出，还不能支撑一个县官的生活的主要原因。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身份社会，不同的身份享受不同的权利与义务。中国人被划入不同的等级、群体、标准之中。区分不同身份的，除了虚渺的道德水平、才能素养之外，更可识别的还是衣食住行等物质标准。　官员处于身份社会的顶端，生活和言行的标准自然要优于其他阶层。这倒不一定表现为更高的道德水平，更优秀的才能素养，却总是能在物质上显现出来。比如，官员出行可以有仪仗，有轿子，有前导，有随扈，可以雇人举着“肃静”“回避”的牌子。个别讲究的还能凑出“进士出身”“某县正堂”“几品顶戴”“加几级记录几次”等一溜牌子。旁人一看，就知道是“大老爷”来了。平头百姓最多雇顶小轿子坐坐，阔气的再带上一两名丫环、下人跟着听差，仪仗是不允许用的，“肃静”“回避”的牌子也是断不可用的，就是抬轿子的轿夫多了两个人也不行，不然就是逾制，是要吃官司、挨板子的。类似的，在府邸、服饰、赋税、称谓等方面，官员和百姓之间也有泾渭分明的区别。此外，官员还有官架子、官话、官场交际等等，老百姓也不能染指。　老百姓不能逾制，不能摆官员的谱，官员同样也不能把自己混同于普通群众。西汉时，一次王公大臣祭祀，天降大雨，道路泥泞，有两位列侯因为嫌车驾出行不便，就徒步前往祭祀地点。皇帝因此将两位侯爷削爵，理由就是失了王公大臣的体统，竟然在大雨中、泥地里步行！　发展到明清时期，高标准的物质生活，俨然成了官员阶层相互识别、强化认知的标志。山西人李用清，学问、能力和政绩都很出众。更可贵的是，他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清官，不交际不应酬，粗茶淡饭、洁身自好，竟然从山西老家步行到北京来当官。（李用清身上的这些高贵品质，才应该是官员区别于百姓的真正标准。）可惜，他宦海沉浮，仕途坎坷，在同僚中名声很不好。有人批评他沽名钓誉，有人批评他不近人情。大学问家、户部郎中李慈铭则嘲讽：李用清不知道是从哪个穷乡僻壤出来的，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好东西？李慈铭则一边享受着这个世界上的好东西，一边四处捞钱、东挪西借、寅吃卯粮，维持着脆弱的奢华生活。不高标准地生活，似乎就是自绝于官僚圈子之外、自闭于官场大门之外。因此，哪怕是入不敷出、典当度日，明清的官员们也要维持奢华高贵的生活。明清官员不愿过普通百姓的生活，是想用有形的物质差别来彰显自己的地位。这会让他们渐渐忘了道德和能力方面的高标准、严要求，贪图物质享受。而为了维持优于百姓的奢华，必须获取超额的财富；为了获取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