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方：逃离心理咨询(二).docVIP

反方：逃离心理咨询（二） 1971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主持了“斯坦福监狱实验”（参见《路西法效应》一书）。在这个著名的实验中，津巴多设置了一个模拟的监狱环境，把24名应征的大学生随机分成两组，分别扮演狱卒和犯人，这样的实验设计如何通过伦理审查我不得而知，但他挑选的大学生都是身心健康，稳定成熟，无任何反社会倾向的个体。在这个模拟的监狱中，大学生们穿上象征各自身份的工作服，共同学习了监狱中的规则和秩序，依循各自扮演的角色，迅速投入了这个逼真的游戏。仅仅6天，这个实验便展示出乎意料的失控，因为狱卒的残暴和犯人的心理崩溃都到了非常骇人的程度。犯人开始试图反抗和挑战权威，狱卒则采取各种羞辱性的措施对犯人进行镇压。狱卒的惩罚措施越来越重（脱衣服，关禁闭，取消进餐，剥夺睡眠等各种他们能想到的折磨人的方式），犯人由于巨大的心理压力而出现各种精神失常的症状，实验因此被紧急停止。从科学的角度讲，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实验，因为它未按原计划完成（持续两周），且此后再无机会得到重复验证。但是这个震惊世界的实验告诉人们一个事实，那些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恶行群体事件，例如灭绝人性的种族大屠杀，集中营，强暴，虐待等，他们的发生竟然可以被轻易的复制：一个普通人，加入一个高度一致化的组织，有共同的信念，遵守组织的规则，在对抗不属于这一组织的群体时，就可以迅速从温和良善变成暴虐残忍。 在人类历史上，造成非自然死亡人数最多的两种原因，一种叫战争，另一种叫共产主义。这两件事情都使人相信他们隶属于一个存在高度共同利益的群体，并需要为实现自己群体共同利益而消灭另一个群体。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经历了“去个人化”，独特的个性被遗忘，笃信的共同信念使得个人责任被免除，恶行以集体之名发生。个人在施暴时可以用“顾全大局”这个理由来安慰自己，虐待另一个群体变成一种任务和工作，并在实施过程中逐渐被合理化为维持秩序的需要。独裁和专制由此产生，他们从来都以集体主义为名，并把属于这一集体的个体叫做“同志”或“人民”。 在谈及个人发展的时候，我认为必须了解“主动放弃自由”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很少人愿意承认自己热爱专制，在多数人眼中，自由都是个令人着迷的字眼。但事实上，很多人都在不自觉中主动放弃自由，把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交给别人。新精神分析学派的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认为，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人一出生即已在很大程度决定了自己的身份地位，无从选择，只能接受和适应。这种子承父业式的发展方式尽管限制了人的自由，同时也带给人安全感和保障感。而在一个强调个人奋斗的现代化社会中，当个人已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自己的命运，自由伴随而来的是无可逃避的选择和竞争——这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感让人焦虑不安，孤立无援。它同时也意味着自己需要对自己的选择负全部责任。与此同时，这种因自由而产生的高涨的自我意识与现代社会高度专业化分工的大生产模式有不可调和的冲突：你日复一日进行着简单机械的劳动，你的地位似乎可以轻易被另一位同样熟练的人所取代，那么你作为一个自由个体的价值何在？当这种疑问产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宁愿成为一个螺丝钉，也不想获得自由。我们追溯纳粹政权的形成，会发现人们是如此迫切的需要去臣服于威权，从而给自己寻找安全和保障。他们宁可以失去自由为代价，去换得不安与焦虑的缓解。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种专制的维持，都需要一个热爱专制的人群，在专制的庇佑下，他们可以从拷问自身价值的带来的挫败感中得到解脱，心安理得的享受责任免除带来的轻松感，而把控制自己的权利交给一个号称代表着“共同利益”的强大集团。 在一片专制的土壤中会存在三类人：权利不受约束的控制者，让渡自由的被控制者，以及不愿放弃自由的抗争者。当社会中大部分人的责任没有被清晰界定的时候，当社会已经明确产生了奴役与被奴役群体的时候，这个不健全社会中那些想要追求心灵健全的人，必须要保持足够清醒和不停止思考的头脑，并忍受由于不合作而引发的孤独感。这是一种长期的压力源，并不可避免的对身心健康造成损害。 对于一个心理咨询师来说，这真是一个特别的时代。这个时代没有任何已经达成共识的观念，充斥着精心编织的梦境和谎言，没有赋予任何个体明确的责任界限。这个时代是所有理性主义者的噩梦。咨询师从事的工作当然没有力量去做任何对抗制度的努力，但却必须去处理这种社会形态所带来的人性扭曲。 在当代中国，另一个与心理咨询面临同样问题的专业是法学。两者都是戴着脚链跳舞的学问，都被大众寄予了责任范围之外的期待。对咨询师来说，这责任可以大到“人性改造”，而对法学者来说，责任也可以大到“社会制度改造”。在这样的高压下，这两个专业都盛产精神分裂症患者，改行者以及犬儒主义者。对于心理咨询师来说，他的目标本应是处理来访者的情绪和思维方式问题，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