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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诗哲学和诗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以理取胜，后者以情感人，没有人规定前者就高于后者，一个没有诗的民族是悲哀的，一个不懂欣赏诗的人更是可怜的。唐诗就算是歌颂风花雪月，也有一股质朴的美,透露出这个民族质朴，粗野与宏伟的气魄,而宋词则是比较多矫饰浮夸的文风,一个国家的文化若是推动这个国家 ...现在的中国人总喜欢把唐诗宋词相提并论，一谈到唐诗就说起宋词。总相互比较而且还以诗词类比唐人宋人的性格。有人把唐诗比作一个翩翩少年，有人拿宋词比作一个委婉少女并沾沾得意以自喜。唐诗宋词它的大环境不同，其性质不同所以这种比喻毫无意义，甚至有些幼稚可笑。唐人张蠙《下第述怀》：“十载长安迹未安，杏花还是看人看。名从近事方知险，诗到穷玄更觉难。世薄不惭云路晚，家贫唯怯草堂寒。如何直道为身累，坐月眠霜思枉干。”从这首诗可以看出诗对于唐朝男人是多么的重要，写诗是多么的刻苦用心费力。唐朝的贾岛在初赴京师路上骑着驴还推敲诗句，以至于撞上了韩愈大人的仪仗队。可想其作诗多用心卖命。唐朝“以诗取仕”对于唐朝读书男人来说，写诗是主业是一生的追求。唐朝男人靠写诗出人头地，靠写诗扬名立碗，靠写诗敲开仕途的大门，靠写诗实现人生价值。所以诗歌里寄予太多沉重的东西，唐朝男人写诗也格外用心费力，杜甫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李贺说：“寻章摘句老雕虫。”卢延让：“吟安一个字，燃断数茎须。险觅天应闷，狂搜海亦枯。”贾岛说：“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宋人也认为唐人写诗格外用功，阮阅在《诗话总龟》《古今诗话》中说：“唐人为诗，常积思数十年，然后各自名家。杜少陵云：更觉良工用心苦。”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说：“夫以诗为学，自唐以来则然。如呕出心肝，掏擢胃肾，此生精力尽于诗者，是诚弊精神于无用矣。”用这种精神写诗，近三百多年那么多人能写不出几首好诗吗？余冠英和王永照在《唐诗选》中说：“唐代诗人大都是庶族出身的举子。诗歌成为他们进入仕途的捷径。“唐朝”以诗取仕，使得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几乎都是诗歌作者，确实使诗歌成为唐代文学领域中的一个“专门”，成了知识分子毕生学习、钻研的必修科目。唐代诗歌的繁荣，是离不开这个诗歌大普及的局面的。”朱奇志在《唐风宋韵》：“唐朝以唐诗而闻名，唐诗因唐朝而兴盛，这是一个近乎于绕口令的文字游戏，但它却包含唐诗与唐朝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浑然一体的亲密关系。”以文史家自居的闻一多先生曾说：“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讲‘诗唐’，诗唐者，诗的唐朝也，懂得了诗的唐朝，才能欣赏唐朝的诗。”唐朝是诗的时代，诗的地位至高无上。唐以诗取士，唐朝男人做诗功利性极强，故唐朝诗人把诗当作猎取荣华富贵的敲门砖。所以唐朝诗人们携诗作云集长安，多方奔走，热衷于推广自己的诗。以求扬名立万，名利双收。唐朝整个所有知识分子都写诗如果不出一些好作品那正常吗？唐朝有近三百年如果不出几个写诗能手那说得过去吗？唐朝诗之发达是和唐朝以诗取士制度分不开的。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宋人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说：“唐以诗取士，钱起之《鼓瑟》，李肱之《霓裳》是也。故诗人多。”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也说：“自科场用赋取人，进士不复留意于诗。”宋朝科举除了诗赋外，主要考的是经义、策问。宋朝不是只是“以诗取仕”，更不是也“以词取仕”，写诗做词都属业余爱好，宋朝文人士大夫文化精英们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写词歌做曲上，写词只是宋人闲暇之时娱乐之作。唐人写诗是沉重的，宋人是写词是悠闲的。宋朝人并看不起词，词在宋朝文人一直被视为“小道”。词在宋人文体中属于下流，有词就有曲，词和曲是离不开的，“词曲本不相离，惟词以文言，曲以声言尔。”“其实词即曲之词，曲即词之曲也。”（清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词全称“曲子词”，“曲子”、“词”都是它的简称。宋词是宋朝社会的里巷俗曲，宋朝文人墨客只是以写诗的余力和游戏态度来填词。所以宋人把词称做“诗余”，也称为歌词、小歌词、小词，总之词乃“小道”。在宋朝赫赫有名的词大家柳永柳三变、张先张三影在七卷《宋史文苑传》当中竟没有传，在近百人当中竟没有他们的名字，这说明词人地位是极低的，宋词在宋朝文体中属于最卑微的最下流的地位。宋人胡寅在《酒边词序》中说：“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宋人张锥在《题梅溪词》中说：“世之文人才士，游戏笔墨于长短句间，有能以瑰奇警迈、清新闲婉不流于施荡淫污者，未易以小伎言也。”宋人晏几道在《小山词跋》说：“病世之歌词，不足以析酲解愠，试续南部诸贤绪余，作五、七字语，期以自娱。不独叙其所怀，兼写一时杯酒间闻见，所同游者意中事”。宋人张炎在《词源》中说：“稼轩、刘改之作豪气词，非雅词也，于文章余暇，戏弄笔墨为长短句之诗耳。”宋人吴处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