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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审监程序/民事诉讼制度 nesenter20**-0630ontent-1553983.htm. 《解释》第17条也是按照此种理解来进行界定的。 其实，在最高人民法院起草的《关于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利、维护司法公正的决定（送审稿）》（即为全国人大代拟稿）中，并没有设置上述程序性兜底条款，而在20**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诉法修正案草案》中则规定了“其他致使原判决、裁定错误的情形”之兜底性条款，后来演变为现在之规定。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修改研究小组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年11月版，第17-19页。 这一点正是《民诉法》第181第2款后半段之规定的主要理由。 前引，王亚新文。 参见李浩：《构建再审之诉的三个程序设计》，载《法商研究》20**年第4期；李浩： 《民事再审程序的修订： 问题与探索—兼评（修正案（草案）〉对再审程序的修订》，载《法律科学》20**年第6期。 参见花玉军： 《申请再审全部提级审查不具有可行性》，载《法制日报》20**年8月15日。 可参见下列文献： 最高人民法院20**年9月10日发布的《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试行）》第6条；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调研小组编：《民事诉讼程序改革报告》，法律出版社20**年6月版，第290页；最高人民法院20**年5月起草的《关于审理民事、行政申请再审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第2条。 前引，第19页。 应当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修改后的由上一级法院管辖再审申请案件之规定，显然忽视了一种重要的例外情形，即对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当事人如果申请再审，应当向哪个法院提出？《解释》对此也未予以明确。如果当事人对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同样享有申请再审的权利，则该条显然还应当有一个“但书”性的规定，即规定对于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据报道，再审案件上提一级管辖后，高级以上法院面临着相当繁重的再审办案压力，各省高院案件成倍激增。以部分高级法院受理的申请再审案件数量为例，仅在20**年1至8月，福建高院同比增长近10倍，北京高院同比增长 4.4倍，广东高院同比增长 4.12倍，江苏高院同比增长 4.44倍。参见吴晓锋：《案多人少省级高院亟待扩编》，载《法制日报》20**年12月7日。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年12月版，第234、237页。 有观点在《解释》第181条第2款的规定时，认为其理论根据是《民诉法》第39条规定的管辖权转移的原理（参见前引，第107页；前引，第235、244页）。我们认为这种解释并不合适。其一，《民诉法》第39条规定的管辖权转移，显然是就确定民事案件的第一审法院而言，而非针对再审的管辖法院；其 二，按照我国《民诉法》的规定，对案件裁定再审时，原审裁判并未撤销，这就意味着原审法院已经行使了管辖权并且据此作出了生效裁判，故在未撤销原裁判的情况下何谈管辖权转移？ 参见前引，第242页以下。 参见《民诉法》第185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00条。 《解释》第27条也对此作出了明确界定。 《解释》第36-39条规定了再审审理后如何裁判的问题，应当也包括了被指定再审的法院对案件再审后的处理方式，故《解释》是认可再审的同级法院“有权”撤销、改变原审法院的生效裁判的。 前引，第357页。 李浩：《民事再审程序的修订： 问题与探索—兼评（修正案（草案）〉对再审程序的修订》，载《法律科学》20**年第6期。 也有人分别称之为“相对期间”与“绝对期间”。参见前引，第111页。 参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事诉讼法典的修改与完善》课题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第三稿）及立法理由》，人民法院报出版社20**年3月版，第290页。 前引，第43页。 前引，第112页。 德、日和我国台湾地区一般规定为1个月或30天，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该期限可规定为3个月。 该5年的期限与德、日和我国台湾地区规定的期限尽管相同，但考虑到我国仍然有必要规定民事抗诉制度，且可考虑赋予当事人在此之后的一定期限内可申请检察机关提出民事抗诉，故从最终效果看，我国民事诉讼当事人享有再审救济的最长期限仍然会超过德、日和我国台湾地区之规定。 诉讼欺诈，也称为“诈害诉讼”，在广义上包括一方当事人诈害另一方当事人的“诈取判决的诉讼”和一方当事人恶意或者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通过诉讼方式诈害第三人的诉讼。通常是指后一种情形而言。关于诉讼欺诈的问题，可参见陈桂明、李仕春：《诉讼欺诈及其法律控制》，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6期；邱星美： 《论诈害案外人恶意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