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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概念的使用和滥用 ?艾伦·伍德　Ellen M. Wood 尽管退却中的左派目前的理论倾向多种多样，但他们却共享一个特别有用的概念即「市民社会」。在历经变迁之后，这一通用的概念已经成为左派中最流行的一个术语。它既包括了范围广泛的解放理想，又成为政治退却的一种辩护词。无论它在捍卫人类自由反对国家压迫抑或在为被「旧」的马克思主义左派所忽略的社会实践、机构和关系划出一个活动场所方面多么富有建设性作用，但「市民社会」现在正面临着变为资本主义的辩护词的危险。 1. 市民社会思想：一个简短的历史回顾 「市民社会」这个很特殊的现代概念——这一概念在18世纪首次系统地使用——是与早期的「社会」观念大不相同的东西：市民社会代表着人类关系和活动的一个独特的领域，它不同于国家和家庭，而是一种特定的经济关系网络，是市场机制活跃于其中的领域，也是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场所。这种市民社会概念出现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是现代国家思想的出现，市民社会完成概念上的分化需要有一种自主的经济的出现，这种自主的经济乃是从构成专制主义国家之特征的政治和经济的统一体中分离出来的。 当黑格尔建构他的概念上的二分法时，英国资本主义经济为他提供了市民社会的模型。「市民社会」在黑格尔那里并不专指经济组织，但现代经济却是它的基本条件。对黑格尔来说，同时保持个人自由和国家「普遍性」的可能性有赖于一个新的阶级和新的社会存在领域的出现；这就是一个独特的和自主的「经济」。正是在这个新的领域中，公和私，特殊性和普遍性在介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领域中通过私人利益的相互作用得以相遇。 马克思通过否认国家的普遍性并坚持认为国家表达了市民社会及其阶级关系的特殊性而改变了黑格尔在国家和市民社会间所作的区分。这一发现推动他将毕生精力用于考察市民社会的解剖模型。对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来说，国家和市民社会在概念上的分化只是一个前提条件，分析的结果则是使黑格尔的区分失去了合理性。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元论或多或少地从政治论述中消失了。 这就需要葛兰西对市民社会概念加以改造来使它重新成为社会主义理论一个中心的组织原则。这一新的阐述的目的在于说明西方立宪国家中政治权力的复杂性，以及由于阶级权力分布于整个社会及其文化实践之中而给解放斗争带来的困难。葛兰西因此用市民社会的概念标出了斗争的新领域新形式，它使反对资本主义的战斗不限于针对它的经济基础，而且也指向它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基础。 2. 市民社会：一个新偶像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武器而不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适应。尽管求助于他的权威已经成为「新修正主义」的一种老生常谈，但这一概念目前的用法已不再具有这种明确的反资本主义的意图。它现在获得了一系列新的含义和影响，有些对左派的解放纲领具有正面影响，其它一些则很少有此作用。可以总结出两种互相矛盾的趋向：市民社会的新概念表明左派已经从自由主义那里学到不少关于国家压迫的危险的教训，但我们似乎忘记了曾经从社会主义传统中习得的关于市民社会的压迫的教训。一方面，对市民社会的倡导正在加强我们对非国家机构和关系的捍卫以对抗国家的权力；另一方面，他们正倾向于削弱我们对资本主义强制力的抵抗。 「市民社会」概念正被用来服务于如此之多的目的以致难于单独划分出一个同它相联系的思想流派来；但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相同的命题。「市民社会」一般倾向于被等同于国家之外一种自由（至少是潜在自由）的领域，等同于自主性、志愿性协会、多样性甚至是冲突的活动空间，它们得到西方演变至今的「形式民主」的保证。这一概念也意味着将资本主义体制（或「经济」）化约为复杂多样的和异质的现代社会众多领域中的一个领域。「市民社会」概念可以以两种主要方式中的任何一种达到上述效果。它可以被用来标明多样性以反对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强制；或者更常见的是，它可以将「经济」包容在一个由多样化的非国家的机构和关系组成的更大的领域之内。在以上任何一种情形中，重点是强调社会关系和实践的多元性，资本主义经济在其中只是众多的社会关系和实践中的一种。 目前流行的主要的用法——这也是本文讨论的焦点——是以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区别为出发点的。「市民社会」通过这种区分而加以界定。在这一定义中，「市民社会」涵盖了范围广泛的一系列机构和关系，从家庭、工会、志愿性协会、医院、教会到市场，资本主义企业甚至整个资本主义经济，重要的对立物简单就是国家与非国家，或曰政治与社会。 这种二分法明显地同强制和自由或自愿的行动之间的对立相对应，前者体现在国家的行动中，后者则属于市民社会的特性。市民社会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和以不同方式被国家所淹没或遮蔽，不同的政治体制可能根据非国家领域自主的程度而变化。倡导把国家和市民社会区分的人们一般认为这样做有两大好处。首先，它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国家压迫的危险和认识到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