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夏商周三族在时间上的共存关系.docVIP

浅谈夏商周三族在时间上的共存关系 摘要：本文主要综合分析了张光直先生对于夏商周文明社会和文化风俗的异同关系的观点，来论证夏商周三族相互影响，未尝有变的文化特征。夏商周三族在时间上也存在共存关系，而夏商周三个朝代的形成主要是因为政治权利在三族之间的转移。 关键词：夏商周；文化习俗；文明社会；张光直 正文： 这学期的考古与人类课让我对于考古学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本学期我阅读了张光直的《中国青铜时代》，陈星灿的《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和赵会军的《发现仰韶》。读完这三本书给我带来的最大收获在于改变了我之前对夏商周三代传承关系的认识，夏、商、周这三个民族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灭亡一个兴起的相互关系，而是共存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夏、商、周三代这一历史朝代的划分方式的产生是由于政治权利从夏到商再到周的转移。 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东周之前的历史由于缺乏足够的史料和出土文物的支持而缺乏可信度，胡适先生在《自述古史观书》中说：“我的古史观是：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现代考古学进入中国是在20世纪初，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第一次高潮。现代考古学不同于中国古代金石学的关键在于现代考古学注重实地发掘文物、深入考古现场，而非如金石学仅仅关注对文物、文献的分析研究。在顾颉刚先生在80年代初编写《古史辨》的时候，史前考古学的发掘只有仰韶等少数几个地点，一大批历史学家仍旧以三皇五帝为中国古代的圣贤帝王，仍把尧舜禹的时代看成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而正是因为有了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的不懈努力，终于使伪古史系统瓦解，大多数学者把三皇五帝归入史前史的范围内，历史学和考古学界开始正视夏、商、周三代。 在中国的早期历史中，夏商周三代是最关键性的一段，中国的古代信史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制度起源于这一时期。对我而言，长期以来形成的看法是既然有夏商周三代明确的朝代划分，那么夏商周三族在存在时间上也应该大体上是这样一个顺序，即使两代之间存在交集，交集的时间也应该不长。夏、商、周这三个朝代，是在周代晚期就已经存在的一个观念。具体文献例证有《论语·卫灵公》：“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孟子·滕文公》：“三代共之”。而最鲜明地表明三代之间传承关系的则是《论语·为政》中所言：“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 但根据张光直先生的观点，夏商周三代在文化上是一系的，三族之间在存在时间上基本一致，彼此之间仅有地域性的差异。所谓的夏商周三代，其实就是政治权利在三族之间的转移和象征政治权利的文化精华（比如“九鼎”）的转移。 从文明社会的角度来看夏商周三朝，我们可以发现其中许多的相同点。关于文明产生的条件，如今通行的说法是剩余价值的产生。剩余价值就是社会分配之后的剩余物资，这些物资不是由于生产能力提高之后自然产生的，而是人工性产生的。只有出现了阶级分化的社会才能出现财富的集中，一个社会越不平等，财富的集中情况越普遍越严重。而从社会组织的特性和发达程度来看，夏商周三代之间存在一个基本的共同特点，即宗族统治。夏朝的王姓是姒，商代是子姓，周代则是姬姓。而且周封八百诸侯，商代也有许多方国，商周都有贵族分封建城而居的制度，而“《世本》说‘鲧作城郭’” ，表明夏代与城郭之间也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城郭的建造是三代的共同的特征。 同时，夏商周三代都经历过都城的多次变迁，最广为人知的是商代史上迁都曾经历“前八后五”，即在成汤灭亡夏朝之前迁都八次，《尚书序》云：“自契至成汤八迁。”成汤灭夏之后又五次迁都，最后盘庚建都于殷，故有殷商之说。而夏朝根据考古学家严耕望的考证，也曾经至少迁都六次。而抛开周代文王之前的时代不谈，自文王在岐山下建立周国直到西周灭亡，周平王建都洛邑的数百年间，周人的都城也曾经多次迁徙。当时已有城郭，那么每次迁都都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那么三族为什么要进行如此多次的迁都呢？按照传统的说法，自然是当时三族大部分的生活基础仍然是游牧，游牧者因水草而迁徙，到西周建立之时，农业取代游牧成为食物的主要来源，所以便定居下来不再迁都。这种说法我以前很认同，但现在看来则颇为空泛，一国都城必然在水草肥美之地，即使是逐水草而居也不应该如此频繁地迁都。 而根据张光直先生的说法，三代频繁迁都主要是出于对铜锡矿源的追族。众所周知，商代的青铜器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夏代也已经开始使用青铜器，当时的青铜器是礼器与兵器的主要用料，用量极大且不可或缺，是国家命脉。而将三代迁都轨迹和中原地区铜锡矿的分布结合起来看，可以很明显地发现这一点。无论是城邑制度还是对青铜器的巨大需求都代表着一种极富特征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而夏商周三代在这方面大体相同，表明三代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