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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经过”：证据维度下的改革走向 梁恒 【摘要】“案发经过”材料为提高诉讼效率、正确量刑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它的证据地位颇受质疑。笔者认为，应当根据“案发经过”的内容考察它的法律属性，并提出“部分肯定说”，将“情节”部分认定为书证，以此为基础，进行去异质化的改革：在内容上，仅保留量刑情节部分；在称谓上，统一改称为“到案经过”；并建立完整的证据链条体系。 【关键词】案发经过 证据 书证 困境 路径 在人权备受推崇的今天，无罪推定、审判中立等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以此为背景，一度在诉讼中发挥显赫功能的“案发经过”材料呈现出尴尬角色：一方面，通过侦查人员对全案情况进行精炼的概括，使得公诉人和审判人员迅速把握案情，提高诉讼效率；另一方面，材料对案情的总结使其他司法人员对案情的认知先入为主，查明案件事实的主动性受限，不利于保障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然而最为法学界诟病的，是“案发经过”的性质：作为“侦查人员制作并在刑事案件提请审查起诉时随案移送的，说明有关案件案发过程、侦破过程及犯罪嫌疑人到案情况的陈述性书面材料，”是否具有证据属性？属于何种证据？它在实务中的现状和未来走向如何？笔者拟以证据维度为体，以实体维度和程度维度为翼，对“案发经过”的法律属性、现状困境、改革路径进行理性探讨。 一、属性：纳入书证，于理有据 “到案经过”应上世纪80年代“全面了解案情、正确定罪量刑”的诉讼目的而生，并非源于法律规定，部门办案规范中也鲜见其踪影。因此，对这样一纸短小的文书材料，注重理论研究的理论界几乎没有涉猎，注重法条应用的实务界也因用得顺其自然而关注颇少。就在这有限的研究中，对其证据属性的质疑声音却极为强烈，有观点认为，“到案经过”是诉讼发生后由办案人员制作的陈述性书面材料，所述的案发情况源于办案人员的“认识”、“传闻”和“亲历”，是对证据进行加工制作后的认识结果，而非认识对象，因而不属于法定证据的范畴，并主张废除将其作为证据使用的惯例；亦有观点认为，《案发经过》所涵括的内容符合客观、关联、合法的诉讼证据属性，因而纳入证据范畴并无不妥（但未言明属于何种证据类型）。笔者认为，该两种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但因忽略了对“案发经过”材料内容的考察，使得两派的争论建立在了以偏概全的基础上。 “案发经过”材料的内容主要有三项：“概括”部分，即侦查人员综合审查全案证据后提炼的案情概要；“补充”部分，即补充案卷内应当反映而没有反映的案件情况；“情节”部分，即犯罪嫌疑人自首、立功、拒捕、潜逃等法定或酌定量刑情节。就这三项内容而言，前两部分是侦查人员根据侦查行为、通过阅卷，对各类证据进行综合分析后形成的案情概要和拾遗，源于证据但非证据本身，确属于侦查人员认识活动的结果，因而属于主观认识的范畴，不具有证据的客观性，不应当作为证据材料质证并作为定案根据；“情节”部分是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到案、检举等客观行为表现的一种文字记载和固化反映，并未经过他们的意识加工，是用书面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的量刑情节，因而应当属于书证范畴。当然，准自首、根据司法解释按自首处理的认定较为复杂，但侦查人员只需对到案情况进行如实记载，在法庭审理质证后由审判人员作出情节成立与否的裁判。笔者将这种观点总结为“部分肯定说”，即“到案经过”的文书材料中，有部分内容属于书证材料。但不能因为只有部分内容具有证据属性就否认它的书证地位，因为书证中的内容具有不可分割性，部分内容的证据属性使得全文书具有了书证的性质。在日常刑事诉讼中，大量的书证中就只有部分符合证据规定的内容，但并不因此就否定它的证据品格，“到案经过”亦是如此。 实务中有观点认为，书证应是指“诉讼发生前，事件的实施者或者其他知情者以文字、符号、图画等所表述的思想内容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材料，”主张书证应当产生调查之前，即案件发生的实体过程之前，并且应当由案件的实施者或知情者制作，司法工作人员被排除在外，认为“案发经过”不是书证。事实上，书证是指“能够根据其表达的思想和记载的内容查明案件事实情况的一切物品，”而案件事实情况既包括犯罪构成的基本事实，也包括量刑情节的其它事实，《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虽然略可反映嫌疑人到案情况，但因程式化制约，过于简洁，无法清晰反映嫌疑人到案的具体情形，不利于准确量刑。通说认为，构成书证的条件是：书证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和意图同案件事实有联系；书证所记载的内容可以被认知；书证要有明确的制作者。书证的成立与否不以特定的时间和主体为充足要件。书证以其明确性、客观性在诉讼中得到普遍应用，是最重要的证据类型之一，将书证局限在特定的时间、特殊的主体是一家之言，并不具备理论正当性。自首作为一种行为，缺乏物证固化形式的存在，而侦查机关的讯问笔录上又往往难以呈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