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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云浦雨话从文 施蛰存 五月十六日，在《新民晚报》上看到沈从文逝世的消息，极为惊讶。前不久，我还 收到从文夫人张兆和的信，说从文的病已大有好转，能在屋子里走几步，手也灵活了些， 可望再执笔了。岂知好转现象，却是凶兆。 当晚，我拟了一副挽联，翌晨，托老友包谦六写好，寄去北京，以申远地友朋哀悼 之情。联语云：“沅芷湘兰，一代风骚传说部；滇云浦雨，平生交谊仰文华。”上联说 从文的作品是现代的楚风、楚辞，不过不表现为辞赋，而表现为小说。下联说我和从文 的交谊，虽然有五六十年之久，但经常会面的机会，只有在上海的三四年和在昆明的三 年。彼此离居的时候，也不常有书信来往。因此，我和从文的交情，形迹是可谓疏远的， 但由于彼此相知较深，在出处之间，以及一些社会关系，有共同之处，在一个时代的文 人之间，也有理由可以彼此都认为至友。 一九二七年四月以后，蒋介石在南方大举迫害革命青年，张作霖在北方大举迫害革 命青年。这里所谓革命青年，在南方，是指国民党左派党员，共产党、团员；在北方， 是指一切国民党、共产党分子，和从事新文学创作，要求民主、自由的进步青年。张作 霖把这些人一律都称为“赤匪”，都在搜捕之列。一九二七年五、六、七月，武汉、上 海、南京、广州的革命青年，纷纷走散。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至一九二八年上半年，北平、 天津的革命青年纷纷南下。许钦文、王鲁彦、魏金枝、冯雪峰、丁玲、胡也频、姚蓬子、 沈从文，都是在这一段时期中先后来到上海，我认识他们，也在这一段时期，而且大半 是冯雪峰介绍的。 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丁玲、胡也频、沈从文在法租界萨坡赛路（今淡水路） 租住了两间房子，记得仿佛在一家牛肉店楼上。他们在计划办一个文艺刊物《红与黑》。 我和刘呐鸥、戴望舒住在北四川路，办第一线书店，后改名水沫书店。彼此相去很远， 虽然认识了，却很少见面的机会。丁玲和胡也频比较多的到虹口来，因为也频有一部稿 子交水沫书店出版。他们俩来的时候，从文都在屋里写文章，编刊物，管家。他们三人 中，丁玲最善交际，有说有笑的，也频只是偶然说几句，帮衬丁玲。从文是一个温文尔 雅到有些羞怯的青年，只是眯着眼对你笑，不多说话，也不喜欢一个人，或和朋友一起， 出去逛马路散步。 一九二九年十月，我在松江结婚。冯雪峰、姚蓬子、丁玲、胡也频、沈从文、徐霞 村、刘呐鸥、戴望舒等许多文艺界朋友都从上海来参观婚礼。从文带来了一幅裱好的贺 词。这是一个鹅黄洒金笺的横幅，文云：“多福多寿多男女”，分四行写，每行二大字， 下署“丁玲、胡也频、沈从文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从文的毛笔书法，已是很有功夫 的章草了。贺词原是一个成语，称为“华封三祝”，原句应当是“多男子”，从文改为 “多男女”，表示反对封建家庭只重生男的陋俗。可是，尽管从文这样善颂善祷，我结 婚后生了一个女孩，不到二岁就夭殇了。以后接连生了四个男孩子，竟没有一个女儿， 未免辜负了从文的反封建祝愿。 十月是松江名产四腮鲈鱼上市的时候。我为了招待上海朋友，特地先期通知办喜筵 的菜馆为这一桌上海客人加一个四腮鲈火锅。这一席酒，他们都吃得谈笑风生，诵苏东 坡《赤壁赋》“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的名句，看到了直观教材，添了不少酒兴。 饮至九时，才分乘人力车到火车站，搭十点钟的杭沪夜车回到上海。 这是这一群文学青年最为意气风发，各自努力于创作的时候，也是彼此之间感情最 融洽的时候。谁想象得到，一二年之后，也频为革命而牺牲，丁玲态度大变，雪峰参加 了革命的实际工作，行踪秘密，蓬子被捕，囚在南京，徐霞村回归北平，沈从文有一个 时期不知下落，后来听说在中国公学，淞沪抗日战争以后，也回到北平去了。 从文在上海最多三年，我和他见面不到十次。直到我编《现代》杂志，写信去向他 索稿，才从往来书信中继续了友谊。在这一时期，我知道他很受胡适器重。他在中国公 学任教，为《新月》和《现代评论》写小说，都是胡适的关系。随后，胡适又把从文介 绍给杨振声。当时教育部成立一个教材编审委员会，杨振声负责编审各级学校语文教材， 就延聘从文在那里工作。由此，从文有了一个固定的职业，有月薪可以应付生活。但这 样一来，写作却成为他的业余事务，在他的精神生活上，有些主客颠倒。于是他不得不 挤出时间来从事写作，常常在信里说，他寄我的稿子是流着鼻血写的。 一九三七年九月下旬，我应国立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之聘，来到昆明。和我同 时来到的有李长之、吴晗、林同济、严楚江等人。这是抗战爆发后第一批到达昆明的外 省人，不过二三十人。他们都是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决定应聘的，所以他们的来到昆明， 不是由于战事影响。但两三个月之后，昆明市上出现了大批外省人。第二批到达的是中 央银行职员。第三批到达的是杭州笕桥空军，他们把基地转移到昆明。第四批到达的是 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