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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浩然的性格与其人生悲剧的关系 蔡阿聪 摘要：孟浩然的人生悲剧主要是性格导致的悲剧，具体表现为理性精神与感性欲望之间的矛盾。在孟浩然的一生中，理性精神往往被纳入感性欲望的任纵之中，而人生的追求也最终在感性欲望的满足中被汩没、消解。 关键词：孟浩然；理性追求；感性欲望 一 对孟浩然人生悲剧性的共鸣，从他同时代的人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陶翰在《送孟大入蜀》中说：“嗟呼，夫子有如是才，如是志，且流落未遇，……谓天下无否泰，无时命，岂不谬哉。”殷《河岳英灵集》论孟浩然云：“才名日高，天下籍甚，竟沦落明代，终于布衣，悲夫。”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亦叹其“磬折谦退，才名日高，竟沦明代，终身白衣，良可悲夫！”可见，“竟沦明代”是诸位悲叹的主因。现当代研究者对孟浩然盛世陆沉的看法则较冷静，同情者不多。代表性的观点有二：一是认为孟浩然意志不坚定，求仕既不成，隐士也当得不彻底，人生境界不高；另一种观点刚好相反，认为孟浩然不够积极进取，缺少大济苍生的政治理想，有消极退隐甚至佛道虚无的思想。前一种观点以陈贻竨先生为代表，后一种观点以王达津先生为代表。此外，现当代研究者也与古代的论者一样，认为孟浩然的一生有着太多的悲剧色彩，特别是孟正处于一个千载难逢、令后代很多文人都向往不已的大唐盛世，其人生悲剧尤其显得令人难以接受。 笔者认为，对孟浩然人生悲剧的认识，不应只停留在“不达”、“未禄于世”，或“流落未遇”等现象上，也不应只执著于其未能固隐或缺少大济苍生的积极进取精神等方面。站在更高的层面看，在传统的文人中，或大济苍生，或击壤高歌，或与时舒卷、亦仕亦隐，其根本意义在于为心灵找一个安顿的居所。因此，其人生是悲是喜，主要看此—安顿心灵的居所是否获得。孟浩然的人生悲剧乃在于：无论是形迹上或是心迹上，他都与文人传统的归宿一一无缘。他在选择出仕或归隐时，对自己有很多的误读，即他所希望的自己与他实际的自己存在着较大的矛盾，用他的话说，是“心迹罕兼遂，崎岖多在尘”（《还山贻湛法师》）。诗人的一生，总是在奔波求仕时遑遑不定其意和隐逸幽栖时难以排遣孤独失意之间摇摆——这才是诗人一生最大的不幸。 从现有的史料看，孟浩然少承家世儒风，又隐居鹿门山，勤学书剑；同时与各级官员广为结交，以期作为仕进的援引。可是，他的努力最终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世俗皆自媚，流俗寡相知。贾谊才空逸，安仁鬓欲丝”（《晚春卧病寄张八》），是“亦为权势沉”（《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朝端乏亲故”（《田园作》）。言内之意，乃客观情势所致，并非自己没才干和不努力。据王达津先生考证①，孟一生共有3次进京。第一次约在开元七年，诗人31岁。他刚好碰上“金张当道”，内宦王毛仲等人势力炙手可热，朝廷安于现状，贫寒士子难有寸进阶梯。孟浩然因此慨叹：“甲第金张馆，门前车骑多。谁知书剑者，岁月独蹉跎”（《宴张记室宅》）；又说：“谁识躬耕者，年年梁甫吟”（《与白明府游江》）。第二次似在开元十一年癸亥（723）到开元十三年（725）间。这时正是玄宗准备封禅泰山，各州郡朝集使聚集京洛的好时机。但当时执政者张说十分嫉贤，而王维才从济州贬所归来闲居，也没有推荐孟浩然的可能。所以他说：“苦学三十载，闭门江汉阴。用贤遭圣日，羁旅苦秋霖。岂直昏垫苦，亦为权势沉。二毛催白发，百镒罄黄金”（《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这次空滞洛阳有两年之久，失望之余 ，他便开始“山水寻吴越”（《自洛之越》）的游历。诗人第三次入京当在开元二十年(732)冬至二十一年（733）冬。此前，孟浩然的“故人”张九龄于开元十九年被唐玄宗拜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再迁中书侍郎。孟浩然在《送丁大凤进士举》诗中云：“故人今在位，歧路莫迟回。”显然，这次入京是投靠张的。不意此时张九龄丁母忧离职，在朝新得宠的恰是李林甫。所以诗人愤然离京，并从此再也没有入京干谒。诗人在不得不归隐时，虽说了很多感愤、自饰、自矜的话，表示自己终不愿与一般俗士为伍，但同时也说“回瞻魏阙远，空复子牟心”（《初下浙江舟中口号》）；“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久滞越中贻谢南池、会稽贺少府》）。后张九龄贬为荆州长吏，孟还入过幕府，不过仅一年左右。不久，诗人就去世了。 对孟浩然的几次入京，学界的看法是相似的，即诗人一生遑遑无宁，孜孜以求地奔走于干谒求仕的道路上。按王达津先生的说法，孟的几次不遇，似乎有极偶然的因素在内，仿佛命运总跟他过不去，以致诗人也感叹“吁嗟命不通”（《书怀贻京邑同好》）；同时代的陶翰也感叹说：“谓天下无否泰，无时命，岂不谬哉。”②把孟的仕途失意归咎于命运不佳确实有点不着边际，但如果都归咎于时代，也不太公平。因为在大唐盛世，虽有不少像孟浩然一样仕途不通者，但也有许多士子得遂所愿，身登青云。时至今日，并无史料证明王毛仲、李林甫等对孟浩然的不达有直接的关系。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