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历史论文-中古社会史研究的数理统计与士族问题评毛汉光先生《中国中古社会史论》.docVIP

中古社会史研究的数理统计与士族问题——评毛汉光先生《中国中古社会史论》 　　 　　【关键词】魏晋 隋唐 士族 统计 史　　【提要】用数理统计的魏晋隋唐社会的变迁及其对的，可以使该社会政治史更具有确定性，避免轻易的定性造成的以论代史，但也遇到史料不完整和不确定的障碍，对史料的选取判断体现了作者对的理解。士族的特点是什么，与寒素、豪强、官僚有何区分，其向城市的迁徙具有什么意义？这些都是研究中古社会史必须予以明确回答的基本。　　　　　　　　　　　　　　　　　　　　一　　毛汉光先生是研究魏晋隋唐史学者，论著颇丰。2002年底，上海书店出版他的两本著作《中古社会史论》和《中国中古政治史论》。这两本书原版于20世纪80年代末，书中所论都是研究魏晋隋唐史的基本问题，我读后颇有印象。现在重读，又给了我仔细思考的机会。由于两书提出的问题，讨论起来颇费篇幅，故本文只介绍《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另外一本，另待机缘。　　毛汉光先生出生于1936年，他们这辈人，在台湾学术界属于承前启后的一代。在他们之前，是从大陆到台湾的成名学者；他们之后，是台湾培养的新一代，多为他们的学生。所以，他们的学术，从提出问题，观察角度，思辨模式，到论证方法，都可以看出中国学术传统的深刻影响。毛汉光先生本科就读于台湾大学历史系，1969年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班，长年供职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大学和历史语言研究所都与傅斯年先生密切联系在一起。傅斯年先生当年在北京大学，与胡适之、蔡元培等先生提倡整理考订史料，揭橥“史料即史学”。此提法过于简单片面，引来许多批评。然而，考察史料学派所为，并不只是翻剪故纸，而是力图把中国朴学传统与西方的实证主义相衔接，探索新时代的史学规范，功不可没。公正评价史料学派，有助于我们今日重新确立人文学术规范，克服浮躁虚夸。　　而且，毛汉光先生还曾经担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研究员，接受不少西方的史学与方法，本书名为“社会史论”，就已经表明他试图用社会史的方法来研究中古史，理论渊源，昭然若揭。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不少中国史学家受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影响，都曾经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史。由于这批学者国学功底好，又曾经留学，受过西学训练，所以，他们作出不少出色的研究，达到相当高度。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条研究之路中断了。几十年后，又有一批年轻学者重新踏上这条道路，人数增加，道路拓宽，水平也在提高。但是，也存在理论生硬套用，国学根基不够深厚等问题。因此，引进一些中西学术融合的好作品作为借鉴，无疑将促进学术的成长。毛汉光先生的这部著作，虽然不尽能满足上述要求，却也属于在此方面努力探索的著作，成败经验，给人启发，值得一读。　　　　　　　　　　　　　　　　　　　　二　　研究历史，首先必须牢牢把握对该时期社会生活给予重要影响的基本方面，也就是要把历史现象置于什么样的环境中去理解。正确把握这些基本点，历史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否则就沦为支离破碎、失去灵魂的断片。就中国中古时代而言，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造成的信仰崩溃和思想解放运动；随之而来的多次动乱，引起社会彻底瓦解而造成士族崛起，无疑是理解该时代的纲。这是一个人与社会互动的问题，更是人与文化合为一体的问题。或许读者看到这里不禁要哑然失笑，这岂不是常识吗？然而，我们却经常在常识上出问题，在历史学领域藐视对人的研究，甚至认为人物研究不属于学术范畴，因而抽掉人的、制度、法令条文的皮相描述，不是到处蓬生吗？在这一点上，毛汉光先生的把握是准确的，他在《序》中指出：“研究社会史最重要的是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几经考虑，觉得欲研究官僚政治，先得明瞭社会背景以及社会中人物的特质，否则便仅能知官僚的空架而无法深究其内涵”。研究士族，分析士族社会的变迁，以此考察魏晋隋唐时代，可谓得其要。　　本书共有十二篇，分为“总论”四篇，“分论”八篇。　　“总论”四篇，分析中古统治阶层的社会基础，社会成分，中古家庭的变动和中古士族的演变。这四篇，作者对魏晋南北朝隋唐的政治进程作了一般性的概论，描述士族在此政治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并定义划分社会阶层的几个基本概念，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统治阶层的构成成分作了颇为细致的量化分析，用数据来说明该时期士族的产生及变迁，阐述士族社会与士族政治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作者的士族理论，统领全书。就作者的意图而言，“总论”应是全书的基础与灵魂。　　“分论”八篇，是在“总论”理论框架内的展开和补强。　　在中国中古史领域，陈寅恪先生是将西方政治学的党派政治与区域集团等理论用于具体研究，并通过一系列考证建立学说的先行者。除了众所周知的“关陇集团”说外，我们还可以从其弟子万绳楠先生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中，窥见其对魏晋南北朝政治嬗替的精彩论述。受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