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docVIP

比较视域中的“中国内发性发展” ——读《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 周顺 《转变的中国》一书，最大的特色就是创立了一套互为主体的比较方法。柯文谈论本书时也认为，王国斌此书最值得称道的价值，是他谨慎地构建和发挥了一套新鲜而不偏不倚的方法来进行比较历史的研究。 王国斌的立论以破除两种“方法论的迷信”为前提：一种是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冲击－反应论”模式，另一种是以柯文为代表的“中国中心观”模式。在他看来，这两种模式都片面地以某个区域作为主体，过分强调差异，忽视了相同或相似的特性。而只有当相似与差异都得到承认时，才能为比较确立一套标准。因此，王国斌把自己的“互视法”看作是对现有比较方法的补充，并从两个层面进行表述：1、空间上互为主体，在运用欧洲经验评价中国的同时，也使用中国经验来评价欧洲。2、时间上采用“前瞻性分析”与“回顾性分析”，兼取“前瞻性”具有的开放及多种可能性的特征，和“回顾性”具有的确定性优势。 在一个多维比较的视域中，王国斌为读者呈现出的是中国传统社会惊人的延续性。就是这种延续性，让西人匪夷所思，令国人喜忧掺半。如果借用“中国内发性发展”的概念来看看双重视角下的中国，或许更为明晰：“内发性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是指一国尊重本国传统，创造性地转换外来模式谋求发展的路线。该术语在日本学者研究中国问题时使用居多。虽然概念的提出有着明显的针对性，主要用以描述后发国家的特殊情况，难免夹杂西方中心的痕迹，但考虑到“内发性”一词的本意——即指“单叶植物并非分化成茎，而是从本茎的内部长出新茎”，并在原初意义上使用的话，就和王国斌所要描述的“中国传统的延续性”难分伯仲了。至于为何要引入这一概念，将在下文予以说明。 那么，怎样理解中国的“内发性发展”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阐释。 首先，是国家与社会的问题。中国一直没有出现国家与社会的分野，这从西方的视角来看是非常奇怪的。很多学者专程带着“二分法”的眼镜对中国进行区域分析，想找出中国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如罗威廉对19世纪汉口的考察，玛丽?兰金对太平天国的分析，等等。但该视角很快就捉襟见肘了，西方人自己也发现，将哈贝马斯的这种概念应用于中国的尝试是很不恰当的，中国始终“无力”培养出足以对抗国家的公民权力，中国人也始终是按照义务关系而非权利来参与社会、理解社会的。 王国斌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主要借助精英阶层。这个阶层在欧洲，即指贵族和后来的城市资产阶级，它与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竞争关系，相互攻击防备以争权夺利。因此，国家不可能将其视作自身与公民个人之间的中介人，而是尽量避开这一阶层，直接与民众发生联系。故而西方社会中，国家权力之外往往还有一个供社会精英活动的“公共领域”和一个属于日常私人性活动的狭义的“市民社会”。反观中国，精英所起的作用就很不一样。真正的贵族阶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基本消亡了，国家无须分心去防范贵族夺权，因而少了很多无谓的征战，客观上也使得中国的统一成为可能。另一类精英就是地方士绅了。他们或者通过仕途进入统治阶层，或者留在乡村，参与抵制税收、团练等地方性活动，成为国家与个人的有效中介。而国家也须依赖这一非竞争性的精英阶层协助治理广袤的乡村，以填补“皇权不下县”所导致的权力真空，弥合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裂缝。即使底层民众有不满与矛盾需要宣泄，也会极力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决不会上升至决然的分裂和对立。 王国斌认为，中国在19世纪转向“现代”国家时，并没有倚靠任何欧洲式的“转型因子”，而是借助了特有的宗族和伦情关系。一旦中央政府管理地方的垂直轴线发生断裂，便由地方精英接手管理，很少会有青黄不接的时候。因此，即便在中国近代史上最为风雨飘摇的200多年间，中国社会依然按照自身的脉络变化生长，中国与欧洲的不同，不能视作“传统”与“近代”的差异，而只能简单地看作“中国”与“欧洲”的差异。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精英阶层并不总是高效的“粘合剂”，它往往也是顽固的“隔离层”，在联结国家社会的同时防止国家机器过分渗入，并常常以社会保护人的角色代表民众与上层权力机构相抗衡，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控制力和提取资源的能力。这样的精英在杜赞奇看来就是一种颇不“光彩”的角色，他称之为“经纪人”（中间人）。无论是吏役或乡绅，甚至是负责丈量土地的书手，都不忘在周旋于政府与百姓中间时收受“回扣”，形成一支追求自身利益的特殊团队，损耗国家在地方的利益输出，直至出现地方精英自我动员，迫使国家政权退出该地区的情况。张信在研究20世纪初豫北和宛西的国家社会互动关系时所描写的正是这样的状态：中央政府欲网罗宛西的地方精英，未果，只好迁就并被迫承认其合法性。在一般的西方研究者眼中，这可能就是国家失败的活生生的教训了。 王国斌对于1949年后中国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