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代官方对于契约的干预通过税契方式的介入-中外法学.PDFVIP

通明清过时“税代契官”方方对式于的介契入约的干预： 王帅一* 摘 要：明清时代的官方对于契约的干预是通过契约订立后收取契税的方式完成的。 “税契”除了通常认为是要赋予铃印契约法定的所有权证明力之外，官方还希望能够通过 “税 契”这一程序为 “惟正之供”的田赋征收提供保障作用，即协助掌握土地流转之后的所有权归属 信息以便征税。官方对于民间契约行为进行干预的最终指向，是要确保其对于土地产出可以 征得税赋。在官方将契约习惯纳入 自己的治理体系时，十分重视民间对此的反应。当“税契” 条文的立法意图得到满足时，便不会过多地干预到民间契约习惯当中。正是由于官方与民间 两重因素的叠加，才使中国传统社会的私法秩序与“税契”法律制度得以存在和延续。 关键 词：契约税契；民间习惯；官方介入 引 言 明清时代国家典章制度中并未如今天的民法规范一样明确规定民间应如何运用契约来 进行交易活动，即所谓 “官有政法，民从私契”。但是，明清时代的官方也并未彻底游离于契 约习惯之外，而是通过 “税契”制度及相关规定介入到民间田房交易契约之中，从而对民间 契约习惯形成干预。其实，民间进行交易、订立契约从来不是一件完全 自由的行为，“政法” 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本文为作者参加清华大学苏亦工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 目“《大清律例》疑难条文及其相关制度背景考论”项（目批准号：12BFX016）的部分研究成果。写作过程中，曾 几次就教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郭润涛教授，受益良多，谨致谢忱。文稿完成后，欧中坦 J（onathanOcko）教授、 林文凯博士、陈煜博士、尤陈俊博士提出了诸多意见、建议，在此一并致谢。还要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详细修 改意见，使文章的思路与表达都得到改善。然因本人驽钝，文中谬误在所难免，当文责 自负。 与 “私契”并非两条并行不悖的平行线，在传统中国早有交会。汉代私有土地的占有或转移 就有规范可循，“私契”在土地买卖中大量使用，而且私有土地要在地方官署中登记，这些表 明汉代的法律与习惯已十分重视土地的产权归属。[1]宋元时，买卖田地须向所部官司申 请 “文牒”或（称为 “公据”）作为产权的根据，经有司批准后方可买卖。此外，还有立账取问 亲邻等制度，“问账”文书的制作是土地买卖之前的必经程序。明清时期的情况发生了一些 变化。土地买卖变得更加迅速与频繁，这对传统的聚族世居共产的土地财产关系形成了巨 大冲击 ，“申牒问账”过时。[2]但这只是说明了交易 自由度的提升，并不能否认仍然具有对 于契约交易行为进行干预与控制的力量存在，官方对民间土地买卖征收契税的做法，便是 一种 “政法”对 “私契”的介入。 以往研究指出，明清官方对于契约的重视在于是否经过其铃印，也就是说 “税契”制度的核 心是国家赋予民间契约以法定证明效力，将其作为处理纠纷时所依赖的证据，有契、无契、红 契、白契分别甚大。[3]但在司法程序进行的过程中，留存的案牍与档案都告诉我们，白契也 能如红契一样，在认定土地所有权方面具有效力。官方并没有排斥未经铃印的白契作为有效 力的证据。由此可知，在纠纷解决的过程中，明清时代的官方并不是一定要两造呈现红契作为 证据，而是着眼于更有效率地平息纠纷。所以在诉讼中，红契的意义虽然重要，但也不必过分 强调。在以往研究中人们也认识到了，明清时代的官方在契约订立过程中收取契税的做法与 土地所有权转移或与赋役征收相关。[4]结合这一思路，除了通常认为是要赋予铃印契约法 定的所有权证明力之外，本文将讨论经过 “税契”行为的契约在官方备案，能够协助官方掌握土 地流转的信息，从而使财政税收的根本，即所谓 “惟正之供”的田赋能够更有效地征收起来，进 而理解 “税契”相关法律的立法意图与实际功效。明清官方通过 “税契”介人民间习惯的做法， 并非要肆意扩张国家权力，而是借助民间契约交易习惯来了解掌握另一项对国家来说更为重 要的赋役制度的基础— 土地所有权流转的信息。这样的讨论也许能为 “政法”与 “私契”这一 古老命题提供新的解释。 [1]参见张传玺：《契约史买地券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页15-21；赵冈：《永佃制研究》，中国农 业出版社2005年版，页29。 [2]参见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