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国家形式形成过程.docVIP

论当代中国国家形式 国家形式，主要是指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即政体，也包括国家结构形式，即国家政权的区域组织形式和国家治理形式。当代中国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合我国人民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的政治组织形式和根本政治制度，也正符合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和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新型民主政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民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采取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是中国历史，民族关系，社会主义建设决定的。形成当代中国国家形式，中国走过了一条相当漫长的道路。 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841年的西周为例，当时中国的国家管理主要还是依靠地方，但各地方却有共同的国家元首----周天子、以及相当程度的中央权威但以公元前841年的“国人暴动”为界，这种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开始松动了，发生了向邦联制的变化。公元前771年，一股少数民族势力----犬戎攻破了位于现在西安附近的西周首都犒京，国家的元首周幽王在战乱中失去了生命，繁华的犒京也被毁殆尽。第二年，即公元前770年，新天子周平王被迫放弃了旧都，迁都于位于今天洛阳的洛邑，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东周时代。中央衰落了，在战争中地方做大了，中国国家结构形式完成了从联邦制到邦联制的转变。 在没有宪法保护的邦联制下，八百诸侯从各自为政到相互混战，从大国吞并小国再到大国之间进行主力会战，仗越大越大，中国历史从这种制度开始确立时起就又在做新的选择，而这一次选择的方向是很明显的，那就是稳定而集中的单一制。 在这一次选择中，地处西北的“秦”成为了中国历史的主角。在秦帝国的时代，中国第一次确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从公元前221年，始皇完成统一，到1912年宣统帝退位，中国朝代更迭，但中央集权的政治信念却从未动摇。虽然其中不乏地方分权的插曲，如汉初的分封制，唐玄宗时的藩镇制，但最后都因天下大乱而又回到中央集权。可以说，始皇所确立的制度未被大改。不可否认，无论是汉初的“分封制”，还是唐玄宗时的“藩镇制”，这些地方分权的制度并不是一开始就有搞乱天下的想法或做法，它们在一开始时总都还是“利国利民”的。如汉初的“分封制”在推翻秦朝与项羽暴政的战争是有卓越功劳的。至于“藩镇制”就更不能说是中央衰落的产物了，反而是中央强大的产物。作为盛唐时代，为适应帝国对外扩张的而产生的一种军事制度，“藩镇制”对于帝国影响、夺取、并最终合并今天的新疆与蒙古地区作用十分重大。随着皇权专制制度的发展，中国的中央集权制越发走向极端。以致于到了清朝，没有皇帝的圣旨，地方官根本就不能正常工作。 在1840年至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由于英军凭借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在海上实施快速机动，时而广州、时而舟山、时而又天津，用兵之神速，好比腾云驾雾。而中国地方官却在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总是无法及时得到道光帝的圣谕，而没有圣谕地方官居然在战时也无权调动辖区内的部队，结果当然只能是处处被动，处处挨打。在从1840年至1900年的60年间，中国历史彻底失去了往日的华丽与宏大，无休无止的战败、以及接连不断的城下之盟成了这60年最主要的内容。当中国被真正打痛后，随着清帝国的崩溃，改革中央集权，甚至于改革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开始被中国的知识分子思考了中国怎么办？ 这个思考结果的集中代表就是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联省自治”思潮。“联省自治”思潮实际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潮，它的渊源是美国的联邦制。近代以来，在反清的斗争中，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和革命派都曾提出过学习美国政治制度，在中国搞联邦制与地方自治。但1912年辛亥革命后，要求国家统一的思潮又占上风，结果带来的是袁世凯的窃国，于是主张联邦制的呼声又起。1916年，从皇位退下来的袁世凯去世了，北洋军阀失去了内部的“团结”，各派系开始相互混战，地方军阀们一面要分裂国家，一面又要欺骗开始觉醒的人民，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完全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联省自治”是几千年来中国唯一的一次尝试以联邦制的形式组织国家，但它的开始本身就是一场带有悲剧色彩的闹剧，当然也就不可能以体面的方式结束，然而它至少以历史的事实告诉了我们：联邦制在中国的行不通，如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一样，这是历史作出的选择，应该带有相当的必然性。 随着1928年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宣布服从南京政府，中国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百万大军强渡长江，两天后，我军占领南京，南京政府覆灭了。10月1日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总体来说是一个从形式到内容都高度统一的新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