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严重性.docxVIP

一、愚忠思想与“天皇情结” 自从公元七世纪以后，中国的伦理体系一再被日本吸收借用， 其中最重要的是忠、孝观。“忠”、“孝”原来也都是中国字，但中国人并不把这类德行看成是无条件，中国人有一项最高的德行－－－仁，它是忠孝的先决条件。“仁”的核心意义包含了一切西方人所谓的良好的人际关系。儒家的“孝”，其基础是“父慈子孝”，而领导者若无“仁”的德行，人民也可揭竿而起，因为它是人民尽忠的先决条件。 但“仁”这一项中国伦理的要件，却并未被日本所充分吸收， 这样就使“忠”、“孝”成为无条件的义务，个人没有任何选择余地 。日本人在吸收儒家思想时,特别强调孝道，《孝经》更是被视为“百王之楷模”。相对于“孝”的家庭化,忠则是全民化的。 在封建时代的日本，“忠”是对世俗首领（即将军）的义务， 而到了明治时期，政治家们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日本的精神统一－－－而作了很大努力。他们把天皇孤立成为“神圣首领”，使他远离俗世的骚扰，只有这样，他才能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国尽忠。逐渐地，天皇成为超于国内一切政争之上的象征，忠的对象单一化了，把天皇视为神的观念也成了一种宗教传统。“在象日本文化这种完全建立在人际关系之上的文化中，天皇作为忠诚的象征，其意义远远超过国旗。教师在受训时，如果说人的最高义务就是爱国，他就会被指责不够，必须说是对天皇报恩。” 于是，“这是天皇的命令”这样一句简单的话，就可以唤起无限的“忠”,它所具有的强制力和支配力，是在其它国家所无法想象的。在一般行政中，“忠”具有强制从死到纳税到从军各种义务的力量。“日本人惯于对一个特定的个人抱绝对效忠的态度，他们对国家元首抱这种态度时，就成了帝王崇拜。” 当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时，全世界目击了“忠”的力量几乎令人无法置信的一次发挥。许多西方人都认为日本不可能投降，而许多日本部队也仍在为所谓的正义而战，日本本土诸岛也多的是主张拼到底的人，但天皇一开口，说停战就停战了，所有人都服从，无论是海外的指挥官，还是在本土的东条英机，谁都未加反对，美军在机场登陆，受到了礼貌的迎接，一周前还矢志决一死战的日本竟完全地平静了，对于日本人来说，即使在战败中，最高的法则也依然是“忠”。 总之，日本统治阶级千方百计发展神道教，宣传神国思想，神化天皇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人民成为天皇忠顺的奴仆，使之觉得自己活着就是为了报答仁慈的天皇的“大恩”，否则就是最大的犯罪。“所谓天皇，就是把日本人的生命活力、赤诚之心以及道德信念溶为一体的精神支柱，它也是使得世俗政权具有神圣的权威以及一切荣誉产生的源泉。对日本人来说,所谓天皇就是自己之所以能活在人世的依靠，又是一旦需要时不惜粉身碎骨的动力源泉”。 应该说，日本人的这种“天皇情结”对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 团结起来共渡难关，重建辉煌都是有益的，这也是战后天皇被保留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不幸的是，日本人的这种“忠”的观念和“天皇情结”却如双刃剑般伤了自己，也伤了他国人民。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正是“高踞于官僚、军阀、警察、监狱之上，对外以军国主义作为唯一政策的天皇制” 把日本引向了军国主义即对外侵略的道路。 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使军部和军队处于特殊地位，天皇制政府一直把扩军备战作为第一要务，在其大力经营下，日本军队1936年达到38 万人，坦克从1931年的120辆增1000辆，飞机亦从600增至1500架。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对军队加强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教育，竭力树立天皇的宗教权威，使武士道精神成为日本法西斯军人的精神支柱。国内的危机和日本军部的影响，使日本政府选择了发动对外战争以解决国内日益深刻的统治危机的方法，并把日本最终引上军国主义道路，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二、反物质主义与“武士道精神” 与西方不同，战前的日本人更看重精神，用历史学家陈舜臣的话说， 就是追求“心灵的感动”。日本人倾向于直观地认知世界，同时也倾向于原状地承认和表现人类的自然的欲望和感情。“古代日本诗歌最喜欢的主题是恋爱。古代日本人的恋爱是侧重感官享乐而无拘无束的。他们认为人生的真正意义即在于恋爱。” 相对于中国和印度的禁欲主义，日本人是有着纵欲倾向的，就连日本佛教也倾向于享乐主义（日本人是几乎完全抛弃佛教戒律的唯一的亚洲民族），这使得自然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为日本文化心理和宗教意识的主流。 在日本社会，精神高于物质，这就使得日本民族总体上少理性而多狂热，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武士道精神”的蔓延成习。 滞留日本的明朝医生许仪俊在其报国书中就曾提到日本人，“以病终为辱， 以阵亡为荣”。而三百年后明治时代，亡命日本的梁启超更是看到为出征士兵送行的旗帜上大书着“祈战死”，并为之震动，这种重武轻生的精神令人感叹，但不幸的是，这种尚武精神在近百年来一次次被日本统治阶级所利用，成了对外侵略的精神武器，为了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