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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韓非子·五蠹 一 題解及其版本 1五蠹：國家的五種禍害：儒者、遊俠、縱橫家、患御者、商工之民。 2韓非：爲戰國末韓國公子，是荀子的學生，他繼承和發展了荀子的法術思想，又吸收了其它法家學說，爲法家的集大成者。關於韓非子，參後文補充閱讀。 3版本：韓非子現存五十五篇，通行的注本是清人王先慎的《韓非子集解》，今人陳奇猷的《韓非子集釋》、梁啓雄的《韓子淺解》可參看。 二 主要觀點 主張發展農業生產，提倡以法治國。論述“重農尚武”是強國之本的觀點。 三 文義闡釋 第一段：重用儒者和遊俠，與治國之策、富國之路不相符。 一) 儒者、遊俠往往違反法律，但卻不受制裁，反而得到重用。法制與執行反差太大是國家難以治理的根本原因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劒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 1儒以文亂法：文指古代的文獻經典。 2夫離法者罪：觸犯。“離”與“罹”之間的關系見P1－2。 3而羣俠以私劒養：私家之刺客。 4法趣上下：即上述四種情況 譯文：儒者憑藉熟知古代文化典籍而擾亂法制，遊俠憑藉武藝高強而違反禁令，但是人主卻都給予禮遇。這就是法制混亂的根本原因。觸犯法律的人本該治罪，而眾多的儒者卻因為通曉圖書，擅長文學而被錄用；觸犯禁令的人本該誅殺，而眾多俠士卻因為揮舞私劍，刺殺仇人而被豢養。因此，法律所否定的，反倒是人君所採納的；法官要誅殺的，反倒是上層人士要豢養的。總之——法之所非和君之所取矛盾，吏之所誅與上之所養矛盾——這四者是完全相反的，沒有一定之規的。即使有十位黃帝在世，也不能治理好天下。 二)進一步闡述不能重用儒者的原因：儒家理論與國家法令相背。 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也，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 1譽之則害功：功業。 2其父竊羊而謁之吏：謁本義是稟告，引申指告發。 3報而罪之：判罪。P3－4 譯文：所以施行仁義者不是應該受稱讚的人，稱讚他們就妨礙了成就功業；精通古代典籍者不是應該重用的人，重用他們就擾亂了法紀。楚國有個叫直躬的人，他的父親偷鄰居的羊，直躬報告了法官。令尹說“殺了他。”認為直躬是忠實於君而不孝于父。由此觀之，國君的忠實之臣，就是父親的忤逆之子。魯國有個人跟隨國君去作戰，三仗三敗而逃亡，仲尼問他為什麼逃跑，他回答說：“家中有老父親，如果我打仗死了，沒有人奉養父親了。”孔子認為這個人孝順，薦舉他做官。由此觀之，父親的孝順之子，是國家的背叛之臣。 三)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是不一致的。不能為了提倡孝道，維護家庭利益而違反國家利益。 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 1必不幾矣：没有希望。 譯文：因此令尹誅殺直躬，楚國的壞事就沒有人舉報而使上面得知；孔子讚賞孝子，魯國的百姓很容易打敗戰逃亡。國家利益和庶民利益差異是如此之大，人主卻想既照顧私人之利，又求得國家之福，這是絕對無法實現的。 古人評語：韓子之術，明法尚功。賢無益于國不加賞；不肖無害于治不施罰。責功重賞，任刑用誅。（論衡，非韓篇） 第二段：公私利益難以統一，國家所任、所榮之人，應該是有利於國家之人。故其論儒也，謂其不耕而食，比之於一蠹。 一)引述上古的事例作為理論依據，從造字角度證明公私利益是相背的。 古者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倉頡固已知之矣。今以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 1自環者謂之“私”：P5 2背私謂之“公”：P6 譯文：古代倉頡創制文字時，用環繞自己表示“私”，用與私相反表示“公”。公私利益的向背相反，倉頡就已經知道了。現在卻認為公私利益一致，這是沒有經過仔細審察所造成的毛病。 二)解釋常人為什麼愛好儒家學說——為改變自己的地位。出發點是為私。 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脩行義而習文學。行義脩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為明師，為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 1莫如脩行義而習文學：品行，道义。行可表品行，如《楚辞·九章·橘颂》：“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 伯夷 ，置以爲像兮。”再看行義的其它用例，《荀子·礼论》：“禮者，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史记·酷吏列传》：“始湯 （ 張湯 ）爲小吏時，與錢通。及湯爲大吏， 甲（ 田甲 ）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 2見信則受事：接受國君委任的工作。 譯文：然而作為一介匹夫，如果想走向社會上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