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科举制度变迁与地方士人东城区图书馆.doc

　　金代科举制度变迁与地方士人 　　［日］饭山知保 　　序言 　　在考察科举制度建立后的中原地区之际，通过科举组成官僚母体并左右地方社会动静的当地知识分子阶层，即所谓的“地方士人”或者“士人阶层”，是一个重要的存在。12～14世纪，以江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之南方，几世纪前开始的经济、产业正持续稳步发展，与此同时出版业也日益兴盛，并出现了朱子学等文化的新潮流，这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变动。而有关士人阶层，重视地方扩张势力倾向的扩大和士人阶层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形成等，这些将被之后的明清社会继承的诸多要素都与这个时代颇有渊源［1］。但是，同时期的北方（华北），特别是对其社会状况的认识明显少于南方。这导致我们无法了解12～14世纪中原地区士人阶层和社会状况的变动全貌。 　　因此本文将重点以金代士人阶层的动向，及其与科举的关系为中心进行考察。迄今为止，有关金代士人阶层的研究，都主要集中在科举制度和文学两个领域。前者是纯粹的制度史研究，虽然取得了致密的成果，但是并未对身为科举考生的士人阶层的实际情况进行正式的考察［2］。后者则多数是以蔡松年、赵秉文、王若虚、元好问等金代著名文人为对象的作品论和文学史、人物研究等的研究。部分研究虽也有提及当时的社会状况，但它们的注意力绝大多数集中在元好问等人的亡国体验上［3］。 　　其中，Peter K Bol教授关于金代学术、思想的社会文化史研究［4］，虽然主要关注的是金代后期的“知识复兴（Intellectual Revival）”，但是它历时地概观了金代士人阶层的动向，成为之后研究的指南。另外，高桥文治关于金元时代山东的学艺和金末的党争两个研究［5］。最近，陈昭扬教授对金代汉族士人的政治意识、婚姻网络、学术活动等全面研究［6］，也是凌驾于过去研究框架之上的成果。但是，这样的研究毕竟还不多，有关士人阶层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制度上的地位，及其具体的地区差异等最基础的事态还有许多认识的空白。 　　虽说数量上少于同期的南方，但现存的金代史料仍为数不少，其中与士人阶层有关的史料更是占据了相当的比例。本来史料方面就很有限，但正因如此，一步步地积累目前可能进行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本文立足相关状况，网罗收集目前可以掌握的金代士人阶层的有关史料，试图尽量从中挖掘出金代士人阶层的实际情况。具体而言，将以史料状况较为良好的金代中期的科举、学校政策以及士人阶层对此的反应为中心进行考察。 　　第一节 从科举及第者的动向看金代士人阶层的地区差异 　　一、相关史料的性质 　　据本人研究，从相关史料可知金代科举及第者（包含律科、经童科举人）有九八一名［7］。本节通过分析这些及第事例来探讨金代士人阶层的时期及地区差异。 　　首先，要确认作为出处的史料之性质。及第事例大部分出自《金史》、《中州集》以及《遗山集》等同时代的文集。使用这些史料时，必须留意几个问题。第一，《金史》、《中州集》的史料多来源于元好问、王鄂等著作或收集的金代后期的史料［8］，而金代前期的及第事例较为缺乏。第二，文集这种形式的史料一般收录较多的是与作者出生地有关的人物墓志铭和生平纪录，因此它记载的及第事例可能会有地区性的偏差。 　　但是，这些并未对以下论述造成致命的冲击。不同历史时期的信息量差异是难免的，但《金史》以功绩、文学盛名为基准，《中州集》则以作诗为基准进行史料收集，它们以金国整个区域为对象范围，虽然编纂时对于过去的人物和事件可能存在政治性偏向，但应该可以从中得到各个时期及第事例的地区差异较为正确的比例。而关于《遗山集》等文集中及第事例的地区性差异，多数作为出处的墓志铭和生平纪录，都是作者身处进士及第后的官场中，在与自己出身地无关而形成人际关系的基础上执笔的。例如，元好问的《遗山集》中收录的墓志铭、生平纪录、墓表、千秋录等，与他的出身地河东北路有关的人物、门第只占全部的五分之一左右（103件中有20件，20件中亲属的有4件）。赵秉文、李俊民、王若虚、杨奂等同时代主要文集的作者，他们写作的墓志铭多数同样是官场中的交友或者奉皇帝之命所作，以家人、亲属及同乡人为对象的只是少数。这是现存的金代文集的一大特征［9］。因此，文集作者、编纂者的出身地影响并不妨碍对于及第事例的地区分析。 　　关于作者的出身地，正如高桥文治指出的，《中州集》在诗的收录数量和排列等方面，受到元好问的学统和门第这两种意识的强烈制约［10］。但是，并没有迹象表明元好问由于对出身地和学统等人际关系的偏好，集中收录或者排除某个特定地区的诗人。比如，《中州集》中记载的及第事例193例中，其出身地河东北路（19例）、年少时从学于陵川县郝天挺所在的河东南路（28例）的事例数量并不突出。而且，这两路的及第事例基本上和元好问的学统和门第没有任何关系。 　　也就是说，本节所用的史料都不基于特殊的地区性。这一点从以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