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孔子研究的使命杨朝明.doc

中国孔子研究院新刊《孔子学刊》 發刊詞：孔子研究的使命 楊朝明 1996年9月28日，國務院批准建立孔子研究院。2000年，孔子研究院在孔子故里正式揭牌成立，宣告了世界上第一個獨立的孔子研究專門機構的問世。十年之後，隨著第三期工程的即將完工，孔子研究院將由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主全面轉入學術研究的階段。在這樣的時期，孔子研究院創辦了《孔子學刊》。 我們所處的是一個“文化自覺”的時代。從孔子到現在，在差不多兩千五百年的日子裏，孔子受到無數億萬人的關注。在傳統中國，孔子更多的是被尊崇、被膜拜的偶象，在20世紀，孔子則成為被評論、指責乃至被謾駡、揶揄的對象。新世紀過去了十年，這十年中，中國的經濟快速增長，中國在世界的地位得到提升，人們更加需要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新認識，需要理論思考和實踐關懷相結合的態度。 文化自我意識的覺醒源自對當下問題的思考，源自對現實的關切。21世紀的今天，任何國家與民族都不能不面對全球一體化的處境。當今的世界，熱愛和平的人們呼籲對話，期待和諧，以避免衝突，消除紛爭。對話的基礎在瞭解，和諧的前提在尊重，當瞭解有限而認識朦朧、模糊時，理解與尊重就無從談起。與之同時，要使他人瞭解自己，首先要自己的自我瞭解，我們認為，就中國文化的現狀而言，“認識自我”甚至比“介紹自我”顯得更為緊要。 西方不少人對“中國”瞭解有限是客觀現實。在一些外國人眼中，中國仍是一個古老而神秘的國家。在20世紀的西方，有人描述說，他心目中的中國簡直就是“世界的末端”。他關於中國最初的概念，至多是曾在茶杯或花瓶上見過的幾幅圖畫，他想像著這裏有“神情呆板的長辮子的小個子男人”、“有弓形橋的富於藝術性的花園”以及“掛著鈴鐺的小塔”…… 可是，最近幾十年來，對中國的有限瞭解正慢慢成為過去。一些睿智的學者看到了古老中國智慧的價值，更有學者呼籲西方人要“從尊重中國哲學的特殊性入手”，達到對中國哲學特殊性的同情與理解，因為中國哲學最初是由來華的傳教士們翻譯的，基督教意味的辭彙表主宰著西方中國哲學著作的書寫。如安樂哲先生，他作為當代中西比較哲學領域的領軍人物，就希望西方讀者像尊重希臘哲學傳統一樣尊重中國哲學。他認為，翻譯者本身必須是專業哲學家。安樂哲先生的言語值得回味，因為中文西譯如此，古文今譯同樣如此！ 然而，能夠真正認識到“中國精神生活”的學者畢竟太少了！也許，就像很難“完全學透”《易經》一樣，在他們心中，孔子只能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少數學者看到，中國的先哲們樂此不疲地爭論的是對“知”、“行”有用的事情，他們溝通了天、人，貫通了政治、倫常，拓展個體到了社會。要知道，中國的聖哲很早就在思索“太一生水”、“禮達天道”之類與世界本源相關的問題，當外國人研究物質和意識誰是第一性、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時候，中國的詩人也在思考“江上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不過，當我們思索這種境況出現的原因時會不難發現，外國人的觀念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中國學人“自己的迷茫和紛亂”（宋健先生語）。我們認為，當前研究孔子儒學，不能沒有古老文明現代發展的縱深視野，為此，就必須首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學術發展的特殊歷史文化背景。 孔子創立了儒學，孔子思想影響後世既深且遠。我們常常強調“孔子文化”而不是“儒家文化”，意在強調孔子在儒家文化創造中的突出地位，彰顯孔子本人超凡智慧的靈光。因為事實是，後儒詮釋孔子，發揮他的學說，雖然主觀上都力圖“汲取其精華”，但“偏執一端”的現象卻不一而足，因此，關於孔子的思想，關於儒學的特徵，關於孔子、儒學與現代社會的關係，都存在不同認識，有的理解甚至存在很大偏差。就像西方的思想界，蘇格拉底曾說世上最有價值的知識就是道德倫理知識，便有人據而貶抑一切藝術和學問，認為只要懂得道德倫理，就不再需要其他知識。 孔子文化影響力的升降浮沉與中國國力的變化密切聯結。近代以來，中國落後挨打，不少人遷怒於中國的傳統文化，從而強化、放大了人們對傳統文化負面影響的認識。於是，在20世紀，中國甚至形成了一個“反傳統的傳統”，似乎中華民族要擺脫苦難，就必須摒棄中華文化傳統。後來，“古史辨”運動興起，學者們由疑古史到疑古書，中國古代文化典籍遭到前所未有的懷疑。經過疑古學者的層層剝離，本來實實在在的“孔夫子”，竟然變成了一位“空夫子”（金景芳先生語）！ 反思這樣一種“反傳統的傳統”，其形成原因自然很多。那麼，當今國人對儒學的認識為何如此這般？為什麼儒學的現代價值需要學者們一說再說？怎樣才能儘快架起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橋樑？ 帶著焦慮，滿懷期盼，許多學者提出種種設想，探討祖國優秀文化的傳承，思索返本開新的具體途徑。很顯然，要將所謂儒學的“現代轉化”問題梳理清楚，對儒學價值的認識必須到位，儘管這樣的論述已經數不勝數，但要得到全民族、全社會的普遍認可，恐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有太多的工作要做。而要準確、充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