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产业与文化产业.doc

创意产业与文化产业：界定二者关系之痛 聂启平 译 摘要：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们已经达成了一个国际共识，即视觉艺术是一种可定义、能理解、可共享的产品。这些共识顿时成为了关注的焦点，因为，作为经济政策的驱动器以及管理融资、主张和社会发展的工具，创意产业在全球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无论是在地区、国家还是国际层面上，视觉艺术的定义框架都是混乱的，从而造成其扭曲和富有争议的历史(Roodhouse, 2003)，本文将介绍这方面的情况，为那些在日常工作中几乎从来没有认识到的这些基础性错误的文化管理者提供启示。简而言之，说得好听点，这些用来形成管理政策的宏观或者微观信息是不准确的，说得严重点，这些信息都很不可靠。 在没有明确地把艺术家们作为创意经济的主体的情况下，很难想象创意产业是什么样子。但是当对其下属部门进行详细调查并探究它们是怎样定义的时候，情况的确是这样的。 然而，这一活动可以包括在之前提到的艺术和古玩行业中，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也属于手工业。本文阐明了文化、传媒和体育部的创意产业计划文件中对视觉艺术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存在的概念混乱。它顶多算是对创意流程结果的一个描述，未必能够得到创作者的认可。 一部扭曲而痛苦的定义史 从1945年大不列颠艺术委员会成立以来，英国连续多届政府及其机构都对创意产业的概念和范围作了定义，致使公共文化政策和实践一直处于混乱之中 (Pick, J. Anderton, M. 1999)。这些务实的定义并没有明确的界定成员和非成员的依据，因此，创意产业被看作一个范围很有限的公共部门。这就确保了任何时候范围都足够小，可以与可用资源相匹配。 这也许和政府的行政体系关系更大，它可以为公共资金分配建立一个可管控的框架，而不是为了满足循证政策的要求，建立一个理性的基于经验的包容性体系，以此对国家政策作出反应 (Solesbury, W., 2001)，城市再生(Roodhouse, S., Roodhouse, M., 1997)和新工党政府对创意产业的引进(Roodhouse, S., 2003)都是实例。 这种固有的公共结构框架减弱了各个单位之间的互动性和连通性。它把部门区分作为分配的组织形式，从而使得国家、地区、当地政府和机构间更加孤立。 举例而言，涉及文化的部门不只是文化、传媒和体育部，还有资助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外交和联邦事务部 (英国文化委员会, 1998, 2004)、支持许多博物馆、画廊和乐队的国防部、通过小企业扶持创意产业（包括它们的出口业务）的贸易与工业部，教育和技能部(Allen, K., Shaw, P., 2001)以及为进入文化领域提供职位和劳动力的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西北大学联盟，2004），这其中还不包括下放给苏格兰、北爱尔兰和威尔士的那些部分。 文化政策和实践复杂而琐碎，加之国家对这一产业的定义变幻不定，这就是导致该领域政策缺乏连贯性的主要原因。 在实践中，这些部门之间也没有连贯性，有时候会导致重复劳动（比如在数据收集工作中），从而需要更多的公共资源来进行协调。因此，直接干预并资助文化产业的发展也许更为有效(Roodhouse, S., 2004)。 一个最新的例子就是，1997年英国“新工党”政府提出参与创意产业的概念，这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也是对英国知识经济的一个重要贡献，它彻底颠覆了旧工党以大伦敦委员会为导向的文化模式。工党控制的大伦敦委员会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起了改变当时的定义的活动。那个时候，英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工业生产大幅下降，对艺术的资助基金也逐步减少，这就为从经济意义上重新确立“传统艺术”的概念和功能提供了良机，同时也增添了对引入速印、录音和视频制作等新技术的考量（O’Connor, J.,1999） (伦敦产业战略，1985)。代替大伦敦委员会的伦敦议会和伦敦市执行市长再次提出了这一概念（伦敦发展厅，2003），并重点加强对创意产业框架和产业链的干预。 英国新工党政府第一位文化、传媒与体育大臣Chris Smith上任不久就把创意产业确定为英国经济的增长点： “政府应该和企业合作，采取积极措施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经济发展。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其经济回报就会被别人获取”(创意产业特别任工作小组, 1998)。 创意产业的概念是由英国著名智囊团DEMOS(Smith, C. 1998)。 文化、传媒与体育部成立了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由文化、传媒与体育大臣兼任主席，成员包括环境、交通与地区部、外交与联邦事务办公室、贸易与工业部、财政部以及教育与技能部的大臣及官员。不能简单地把政府部门的这种参与形式看作是政府为了经济利益而对创意产业进行直接监管。 政府通过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的理解界定了创意产业的范围。这个概念源自对知识经济的兴趣，并且十分务实(Roodhouse,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