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资料]双倍赔偿制度在具体实践中的问题.doc

双倍赔偿制度在具体实践中的问题 　　《消法》第49 条虽说有了双倍赔偿的规定，但不同地区的法院对相似案件常会有截然不同的判决结论，这折射出当前该项立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一)“知假买假”案件是否适用双倍赔偿 　　今年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商业界发生了多起消费者买假索赔或知假买假的所谓“王海”案件，此现象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 　　以梁慧星先生为代表的学者们的反对给予“知假买假者”双倍赔偿。一方面，从主体资格上考虑：他们认为“知假买假者”不是消费者，因为其不是以生活消费为目的，而是以营利为目的，不符合《消法》第2条的规定。至于如何判定“知假买假者”不是“为生活消费的需要”购买商品，梁先生认为凭一般人的社会经验来确定，他举例说按一般人的社会生活经验，一次购买使用1 部手机的是为生活所需要，如一次购买6、7部手机，就不是为生活所需要。还有学者从《消法》的立法价值取向出发，认为《消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了维护作为弱者的消费者的利益而制定的。《消法》所保护的消费者总是处在弱者的地位，而知假买假者则不同，他们在购买商品前已经了解经营者出售的商品的真实情况，有时他们在某些方面的知识比经营者还要多，因而在买卖关系中并不处于弱者的地位，而且对打假者来说，将其认定为消费者，适用双倍赔偿条款，可能会使其获得与其劳动付出不相符的收益，有悖公平原则，所以知假买假者不应认定为消费者。另一方面，“知假买假者”在消费过程中并非欺诈的受害者，因而也不能获得双倍赔偿。 　　但笔者认为使用或者利用商品是消费，购买或者接受某种服务也是消费，知假买假者只要是购买或者接受服务，就是消费者，就应当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并且《消法》对弱者进行特殊保护的立法宗旨，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在整体上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群体，而不是某些具体的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如果按此理解，计算机专家在市场上购买自己使用的计算机也不是消费者，因为其对计算机方面的知识可能比商家还要多，在买卖关系中也不处于弱者地位。如果其买到的计算机是假货，也不能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双倍赔偿条款。显然，这种理解是荒谬的。从逻辑角度出发，将“知假买假”者认定为非消费者，在逻辑上存在着一个悖论。因为“知假买假”者若不是消费者，他就没有资格依《消法》要求退货，那么他就只能使用它，而这样一来，他又成了不折不扣的消费者。在我国当前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欺诈消费者的行为时有发生的情况下，单靠政府等部门的力量打假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介入。怎样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打假积极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引入利益机制，使人民群众打假能够有所收益。因此，对“消费者”的含义应作广义的理解，将知假买假者作为消费者进行特殊保护，适用双倍赔偿条款，利用利益机制促进其打假的积极性，对于杜绝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净化市场，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其最终受益的还是广大的消费者。“王海”们事前“知假买假”带有“营利”性质，那经营者“知假作假”、“知假卖假”又岂不是“营利”行为?与经营者“知假卖假”的“盈利”相比“王海”们的“知假买假”的“盈利”又有几何?经营者既然敢冒“知假卖假”之危，追求“知假卖假”之利，不是巨大的利润空间所导致的结果吗?对经营者“知假卖假”的巨大利润视而不见，而对“王海”们“知假买假”的一些“利润”锱铢必较，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不公平的评价标准。另一方面，消费者是否陷于错误认识不能作为《消法》上欺诈的构成要件。经营者的行为只要具备了主观上的过错与客观的现实性，其行为性质就不应当因为他人的主观认识而有所不同，这正如盗窃者不能因为未被发现就不再是盗窃者一样。《消法》的立法目的还在于通过对欺诈的惩罚，减少甚至消灭欺诈，保护交易安全。如果欺诈者存在欺诈的过错及行为，但由于对方当事人没有陷于错误认识而认定该行为不是欺诈。那么，就会纵容欺诈行为，交易安全就无从谈起。因此，只要有欺诈的过错及行为，欺诈者就应当承担欺诈的后果，而不应当考虑欺诈相对方的主观态度，故应获得双倍赔偿。 　　(二)购房者可否为受《消法》保护的消费者 　　《消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的服务的费用的一倍。”司法实践中，多数法院在商品房交易上不适用《消法》第四十九条，最主要的原因是，商品房买卖合同金额巨大，动则数十万、上百万，判决双倍赔偿会导致双方利害关系失衡。但也有个别法院适用，毕竟，在商品房买卖中，被骗几十万、上百万的消费者大有人在，不适用《消法》第四十九条仍将导致双方利害关系失衡。 　　在学理上，反对在商品房交易上适用《消法》第四十九条的学者，比如民法学家梁慧星教授，所给出的最强有力的理由是：“消法制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