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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翻译理论（一）：传统译论（1900年之前） 西方传统译论概述 西方传统翻译理论，纵观其历史发展，总的来说有两条大的研究主线。一个是以西塞罗，贺拉斯等人为代表的翻译文艺学派。另外一个是以奥古斯丁，施莱尔马赫，洪堡等人为代表的语言学派。西方国家有着悠久的翻译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的（以至人类的）文明首先应归功于翻译工作者。同其他领域的活动一样，翻译并不依赖理论而生存，然而，翻译的时间总是引出理论并推动理论的进步，理论又反过来指导实践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 各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及主要论点 借用西方通常的历史分期，整个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也可以被分为五个历史时期，即古代译论（公元前四世纪末开始至公元4世纪）、中世纪译论（罗马帝国后期到12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译论（14到16世纪）、近代译论（17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现代译论（20世纪下半叶至今）。但由于通常的历史分期并不是能和翻译理论的发展完全吻合，所以这一分期方式也只是一个大概的边界划分，无法完全精确。本章主要介绍前三个历史时期及第四时期上半部分的传统翻译理论。 第一次翻译高潮出现在公元前四世纪末，以翻译介绍希腊戏剧作品为主要表现形式，开创了翻译的局面，并把古希腊文学特别是戏曲介绍到罗马，促进了罗马文学的诞生和发展。 第二次翻译高潮出现于罗马帝国的后期至中世纪初期，是宗教性质的，其中以《圣经》翻译为主要表现方式。哲罗姆于382年至405年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标志着《圣经》翻译取得了与世俗文学分庭抗礼的重要地位。 第三次翻译高潮出现在中世纪中期，即11世纪至12世纪之间，在西班牙的托莱多，吧阿拉伯语翻译成拉丁语。 第四次翻译高潮为14世纪至16世纪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翻译活动深入到思想、政治、哲学、文学、宗教等各个领域，涉及到古代和当时的主要作品。 第五次翻译高潮为文艺复兴后。 他从修辞学家、演说家的角度看待翻译，认为“作为解释员”的翻译是指没有创造性的翻译，而所谓“作为演说家”的翻译是指具有创造性，可与原著媲美的翻译。自西赛罗以来，西方翻译理论一直围绕直译与意译，死译与活译，忠实与不忠实，准确与不准确的问题进行争论。 、西方传统翻译理论对现代翻译理论的影响 翻译理论或研究上的“飞跃”也好，“突破”也罢，它们都是在继承了传统的基础上才出现的；没有先期传统理论的积累，也就无从谈起后期理论的创新和飞跃。古罗马的戏曲翻译家和西塞罗等先哲的思想是当代西方文艺学派理论的原。奥古斯丁的语文观则是奠定了现代语文学派翻译理论发展的基础。而各式各样的当代其他译学流派也都能在传统中寻找到各自的某种意义上的根源。今天的翻译理论呈现出了这样或那样的“飞跃”和“突破”，那是相对昨天而言。迄今的西方翻译理论也并非尽善尽美。 现代翻译学可以在西方传统翻译理论里找到自己的美学渊源。可以说，西方的传统翻译理论与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公元前的西塞罗(Cicero)用其旷世之辩才要求翻译必须工于词章之美。（St.Jerome）和（John Dryden，1684）等人则认为译文贵在自然，美的译文应质朴犹如市井之言。泰特勒（A.F.Tytler，1790）提出了著名的“翻译三原则”，并在结论中把他的原则阐释为：成功的译作应能体现译作的全部优点，洞察原作的全部推理，最终领悟原作的全部美。19世纪的译论家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61）主张译诗应力戒矫躁，讲求欣畅的气韵以保持史诗的质朴之美。 现代翻译理论中的翻译风格问题在西方传统翻译理论和实践中能找到根源。文艺复兴时期北欧的德西德利乌 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的翻译原则是风格是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风格的性质还取决于读者的要求。同为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菲尔蒙 荷兰德（Philemon，1552-1637）很讲究译作的风格。他和同时代的其他译者一样，采用的是一种节奏缓慢的散文体，译文统统长于原文。在翻译中他力求译文地道，不带外国腔。他在《罗马史》译本的序言中说：“我没采用矫揉造作的语言，而采用通俗的风格。”其次，他认为原作风格必须在译文中得到反映，不同的作品必须采用不同的风格，不能不加区别。在西方传统翻译理论中，作为正式原则提出翻译风格问题的是泰特勒。他提出的“翻译三原则”其中之一就是：“译文的风格和表达方式应与原文具有相同的特性”。与泰特勒同时的坎贝尔（Campbell，1719-1796）也曾提过类似的原则。后世各家的风格论都比较原则，其中语文学派和文艺学派通常提出的命题是“spirit”与“truth”（“精神”与“真实”受西塞罗的“气势论”的影响很深，大都立论于对文章的神韵、丰姿的探索）。（刘宓庆，1999：218） 现代翻译理论中的可译性及可译性限度问题在西方传统翻译理论中已有所探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