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众传播研究的符号学方法精选.docVIP

论大众传播研究的符号学方法 内容提要:符号学方法在大众传播研究中的运用，将可能对大众传播研究的松散状态起学科整合作用；同时弥补我国目前传播学研究中过于技术化的偏向，为传播学增添人文学科的底蕴。由于符号学是一个十分繁复的复合的知识系统，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切入大众传播研究，是目前可以选择的较好途径。 符号学和传播学都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国际范围内发展得很快的学科。就其性质而言，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但又有着显著的不同。最大的不同莫过于，符号学不仅是一个研究领域，而且还是一种综合的跨学科的方法论。这种不同使得符号学对当今的社会人文科学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符号学方法的导入，将会在改进和深化我国的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研究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 大众传播学与符号学的联姻 大众传播学与符号学的联姻，其实早已不是什么理论的假想。两者的关系，与其说是大众传播研究应当吸收符号学的方法和成果，毋宁说20世纪下半叶符号学的快速发展本身就是大众传播无孔不入的时代压力的结果。 符号学大师罗兰·巴尔特在1964年发表的《符号学原理》中写道：“可以肯定的是，大众传播的发展在今日使人们空前地关注意指的广泛领域，而与此同时，语言学、信息学、形式逻辑以及结构人类学等学科所取得的成就，又为语义分析提供了新的手段。符号学在些种情势下呼之欲出，就不再是几个学者的异想天开，而是现代社会的历史要求。”［１］显然，巴尔特在这里是将大众传播空前发达的时代情境当成了讨论符号学的一种语境。如果按他所倡导的那样，将符号学理解成主要是研究意指问题(即符号化过程或意义产生过程)的学问，那么现代符号学理论旨趣就在很大程度上与大众传播学息息相关了。所以他接着写道：“可以说，这里介绍的只是些初步成果，待今后在具体的工作中有所进展，我们希望逐渐扩大对大众传播的研究范围，与其他的研究工作结合在一起，为发展出对人类智性的普遍分析共同作出贡献。”［2］持这种思考路向的并非巴尔特一人。《结构主义与符号学》一书的作者霍克斯就认为：“从长远看来，两者(指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理论——作者注)都应包括在第三个容量很大的学科内，它简单地叫作传播学(communication)”；结构主义的先驱雅各布森更是明确指出：“如果符号学学科的圆周是包含语言学在内的最近的一个圆周，那么下一圈较大的同心圆就是通信学科的总体了。”这里所谓的通信学科，实际上就是传播学。［3］ 或许，脱离了具体的语境，争执于符号学与传播学孰主孰从的关系并无多大意义。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我们只是揭示了这样一种可能：大众传播是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符号学是一种跨学科的方法论，两者的结合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提出大众传播符号学的构想，乃是水到渠成之事。因此，我们真正关心的是，如果大众传播符号学的提法成立，这一新的部门学科将给大众传播研究带来哪些积极的影响?如何实现这些影响?为了回答以上问题，不能不先对符号学的方法论和大众传播研究的状况作一些分析。 符号学在20世纪的发展历程中，由于地区和文化的差异形成了一些不同的派别(或者说是研究方向)。这些派别按其源头划分，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肇始于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其次是以皮尔士为代表的带有科学主义倾向的逻辑符号学，此外，还有源自卡西尔哲学的符号学美学以及前苏联与欧洲地区的文化符号学等等。这里不必一一详述各种派别的理论，而只是撮其精要，介绍它们在研究旨趣和方法方面的特色，以使我们对被借鉴的对象有一个较明确的认识。 索绪尔在构想符号学的时候，将语言学从属于符号学的范畴，但他认为，语言学可以成为符号学的标准模式，因为在语言中符号的任意性和约定俗成的性质表现得最明显。结构主义的符号学基本上就是沿着索绪尔的思路发展起来的，它的核心是结构主义的语言学。结构主义符号学将可以意指的符号看成非自然的产物，也就是说，符号的意义和价值与其物质层面没有多少必然的联系。符号是任意的，它的存在并不取决于它自身的某种自然属性，而是取决于它与其他符号的对立和差别，即一种关系。因此，任何符号都不是独立存在的，都从属于受一定惯例支配的符号系统。而符号学的研究对象正是符号系统的构成及其惯例。罗兰·巴尔特在《符号学原理》中，按索绪尔提出的命题，将对符号和符号系统的讨论抽象为四组二元对立的概念：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组合与系统、外延与内涵。这种二元对立的分析方法，可说是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一种基本的方法论。 皮尔士是现代理论符号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符号学中的科学主义倾向的开启者。如果说索绪尔的符号观是语言学方向的，那么，皮尔士的符号观则是逻辑学方向的。他的符号观对符号学研究中科学主义的倾向有着重要影响。与索绪尔侧重于对符号的社会功能的探索不同，皮尔士是第一位着重于研究符号自身逻辑结构的哲学家。他受康德哲学的影响，把符号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