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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颖:《沈从文家书》是保存时代气息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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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颖:《沈从文家书》是保存时代气息的文学
■ 复旦教授张新颖谈《沈从文家书(1966-1976)》今年是沈从文先生去世25周年,这位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的文学巨匠留下了卷帙浩繁的作品,根据其书信整理而成的《湘行散记》、《从文家书》等作品更是脍炙人口。读者熟悉的往往是1949年以前的沈从文及其作品,而对于1949年以后的沈从文,往往只有解说员、文物研究者等印象。最近由北京新星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家书(1966-1976)》单行本让普通读者可以通过一种亲切自然的方式走近这位文学大家。就此,记者专访了对于“沈从文与20世纪中国”这一主题素有研究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张新颖教授。张新颖介绍,《沈从文全集》收录的书信达九卷之多,每卷大概40万字,总共有1500封左右,而其中的八卷300多万字都是沈从文在1949年以后所写。这些书信不是有意的文学创作,但真正保存了那个时代的信息、人的心灵的信息,因此,张新颖认为,这些书信也是“那个时代里特别重要的文学”。图为沈从文1972年6月8日致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杨振亚、陈乔之信。信中谈服装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以备出书。信中亦谈及工作、生活中各项艰辛窘迫。 张新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开有“沈从文精读”、“中国新诗导读”等课程,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走进那时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东方早报:《沈从文家书(1966-1976)》与之前的《从文家书》、《湘行书简》等书信集在编选上有何异同?张新颖:《湘行书简》是1934年沈从文回老家途中写的,比较单纯。《从文家书》是他从1920年代一直到1980年代写的书信。而《沈从文家书(1966-1976)》是集中了他在“文革”期间写的书信,主要是时间段上有区别。东方早报:1950年代以后,沈从文基本上不再从事文学创作,但是从这册《沈从文家书》可以经常读到他对比如“文革”时期的文学创作的不满。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上的强烈反差?张新颖:其实,沈从文不止是在“文革”期间,他很早开始就在思考和谈论这些问题,一直到1988年去世,他的书信是一致的,很多想法都是一贯的。沈从文1949年以后写的书信,数量非常大。在《沈从文全集》里,书信一共有九卷,每卷大概40万字,总共有1500封左右,其中1949年以前写的只有一卷,1949年到1988年期间写的有八卷,也就是说,他在这个时间段写的书信至少在300万字以上,从数量上讲接近他创作的文学作品的总量。我们很难说,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内心世界到底是怎样子的。沈从文书信的意义,就是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40年漫长时间里的精神生活和内心世界,这个意义特别大。像沈从文这样连续不间断地把他的内心生活写下来,而且数量这么大,不能说绝对没有,但很难找到。至于说他对创作经常发表一些不满的意见,这种不满是因为对于文学他有自己的想法。其实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他一直想写东西,也有实际的规划,留下了很多手稿,但他一直就觉得写不好,觉得别人发表的东西也不好。从他的角度来讲,文学创作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可到了新时代,它的要求变了,有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前提,这与他的写作不太符合。沈从文表现出来的是不写,虽然也偷偷地写,但他自己也知道写不好,所以也没有拿出来。东方早报:如同“文革”时期的知识分子一样,沈从文也在不同的场合因为各种压力而写过否定过去的文章,这些文章往往是自我否定,而且充满了政治语言,但在这本家书里,我们很少读到这些,而是亲切自然的日常语言,而且他对自己仍旧保持了某种自信。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沈从文在公共政治与私人生活之间的这种差异?张新颖:其实没有多大差异,可能被我们或者一些研究者夸大了。如果你仔细去读他的检讨,就发现他是这样一种否定方式:只是说过去写的不适合新时代的要求了,现在也无能力写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东西,但从来没说过自己写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现在很多研究者没有认真去研究他的公开检讨,他是会用到当时的一些政治语言,但是仔细去看,他的检讨和当时其他人的检讨还是很不一样,骨子里还是很硬的,是在说自己的话,这是第一点。比如1950年他去革命大学学习了一年,之后他的检讨长文《我的学习》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说到在革命大学学了什么,他说他的感觉是越学越空虚。第二,当他用一些时代语言的时候,表面上看和其他人一样,但实际上他要表达的是有自己的意思在里边的,和别人用的意思不一样。比如,他一直也说“为人民服务”,他有自己的理解,他的文物研究和一般的文物研究不一样,一般的文物研究要么是研究庙堂里的青铜器之类的东西,要么是研究文人知识分子的书画,而他研究的他称之为杂文物,比如说镜子、扇子、马的装备……他研究的东西特别多、特别乱,在正统的文物研究者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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